秋、夏两季绝收，“贫民食树皮尽，至食草根，甚至父子夫妻相食，人皆黄腮肿颊，眼如猪胆，饿死累累”。而就在这样严重的灾荒面前，朝廷不但不赈济灾民，反而仍要该县承担繁重的赋税。除正常赋税外，河内一县额外要负担的辽饷（与满清作战费用）、练饷（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费用）２．４２万多两，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捐税，“河内之赋之重未有如今之甚者也！”在《序》的结尾，王汉说：“念皇上居深宫之中，远轸民灾，谨令绘工画十六图，而臣手记其略，冒死进呈。嗟乎嗟乎，图之所能及者，得而见之；图之不能及者，不得而见之也……可奈何哉！”遭受如此严重的灾荒，一个有良知的知县仍要苦苦哀求减免赋税，可见当时的明朝行政机构之冷血和僵死。而在民间，崇祯皇帝早就有了一个雅号——“重征皇帝”。
承受如此深重灾难的，决不仅河内一县，而是整个河南。很多地方在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已经连续三年发生蝗旱之灾，到十三年，别说穷人，就是小康之家也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不是没粮食，而是买不起，“斛谷万钱”。而官府仍逼收苛捐杂税。于是整个河南“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是岁（崇祯十三年），中原盗起，时大饥，斗米钱三千，人相食，群盗大起如牛毛”。
那年李自成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河南。他从淅川进入南阳，“饥民从自成者数万”。简直就是烈火遇到大面积的干柴。
李自成死灰复燃，队伍迅速壮大，从南阳杀奔洛阳，攻下宜阳、偃师等县。“饥民从者日众，土贼一斗谷等皆附之，远近响应，其势渐强”。
这是李自成平生一大转机，但这不足以帮助他取得那么巨大的成功。他以前也曾强大过，可灾荒一过，官兵进剿，还是被弄得“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很多史学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从这一年开始，李自成部队发生了一种划时期的改变。如郭沫若所说：“（崇祯）十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流寇’首领也大有悬异。”这种转变“在各种史籍上认为是由于一位‘杞县举人李信’的参加”。“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从１６４０年年底开始，河南、湖北各地时常会见到摇着拨浪鼓的小商贩，不怎么卖东西，只喜欢教小孩子唱这样的“流行歌曲”，学会的小孩，能得到糖豆若干，唱得好的，能得到馒头一个。
于是这些的歌谣迅速流传开来。那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
这些小商贩都是李岩派出去的，歌谣也是他写的。今天，有人称此举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公关广告之一。它的成功，不仅是由于在传媒不发达的时代找到了一种有创意的表达方式，更在于有一个极好的诉求主题，在公众的心目中树立了闯王的新形象。
“开门迎闯王，闭门拒官军”
明朝的军队早已失去了民心，他们比土匪好不到哪儿去。
明朝末年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经常拖欠饷银，很多部队一两年不发饷，只能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官军要卖命打仗，却没有军饷，抢劫起来理直气壮。比如名将左良玉的部队比强盗还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这样的官军，怎么能得民心？
住在洛阳的福王。此人“性鄙啬而酷嗜财物”，他拥有良田两万多顷，储藏粮食难以计数。河南数年大灾，民不聊生，盗贼遍野，淅川教谕樊梦斗劝他散财收人心，以救国家之急。“王善之，不能从也”
后来这事李自成替他做了。起义军攻下洛阳城，打开福王的粮仓，发现很多粮食都“朽”掉了。李自成贴出告示，要赈济饥民，结果“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从此后，李自成的部队“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
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冬，李自成进攻襄阳，走到城门，发现“襄民焚香牛酒已迎”。再进军荆州，“士民开门迎”，“供其粮秣”。
崇祯十六年春，起义军进军云梦、德安、黄州等地，“民皆感之……以故所至风靡。”
失败的军报如雪片般，飞向崇祯皇帝的御案前，这位32岁的皇帝，早已疲惫不堪。京师的瘟疫如一道无法躲避的大山，压在崇祯皇帝的心头。大家见过非典时期人们的恐慌吧？如今的京城，就是那种情况。
夜拥众美的袁承志清晨来到京城的大街上，看着店铺林立的京城，心中也是一番感慨，想不到，明年将会改换朝庭啊。
守城的大明官兵，来到大街上时，根本就不排队，见到什么喜欢的东西就拿，商贩们不敢吱声。商贩们看到外地客人时，也是一副躲避瘟疫的模样，袁承志凑近他们时，他们就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他们自己有瘟疫，还是袁承志身上有瘟疫了。
袁承志的身后，跟着他的中队长袁师凯和十名士兵，他们一副随从模样，看到京城的繁华时，眼睛里也放出亮光，可是公子没有下令，他们当然不敢随便乱拿别人的东西。
何捷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