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太过于混蛋，他到辽东的当年——崇祯七年——就发生了民变。和胡东所遇到的民变不一样的是，百姓的武器由板砖换成了铁锹。第二年，王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百姓们对其所为恨得直骂苍天，但因为王凤手下有一股军队，所以，铁锹并不能派上任何用场。一年后，也就是崇祯八年，王凤终于把辽东士兵也激怒起来了。一年时间里，王凤经常扣除边兵月粮，还经常以钦差身份鞭打士兵。他自己开马市，按道理说，士兵因为有抵抗外族的责任，所以肯定是要好马的。他不但不卖给士兵们好马，还要逼令驻军以高价购买次马，吏民稍不合他意，全家就倒霉。这样的情况下，士兵们不得不反，不能不反。该年四月，集合数千人，放炮起事，准备杀死王凤。对于自己的未来，这些士兵早就想好了——投少数民族去。
这次兵变并没有成功，倒不是因为被王凤镇压了，而是顾全大局的一位将领跟这些早就被欺压得冒出火来的士兵哭着讲道理，士兵们见不得将领流泪，只好罢手。王凤当时吓得尿了裤子。但他依旧不悔改，仍旧对士兵们敲诈勒索，两个月后，王凤派人去锦州等地向军户索贿，军户早就对这些阉人愤愤不平了，挥刀砍了来勒索的人，聚起千余士兵围攻王凤住所。王凤又吓得尿了裤子，跑进关内，向皇帝告状，说锦州同知、参将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边境顿时大乱。因局面完全无法收拾，崇祯皇帝才把王凤召回。
和胡东一样，崇祯皇帝对这些在外地混不下去的太监是出奇的好。王凤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依旧主持御膳房。其实在崇祯皇帝心中，王凤引起的这兵变根本就不算什么罪。对这群东西，他似乎有特殊的好感。早在崇祯二年夏天，王凤就有过一次过激行为，他率家丁三百人，打出将军旗号，击鼓鸣金，扬言要入京谒见皇帝。并且把这支军队驻扎在广渠门外，京师震惊。
有大臣说，王凤擅离职守，挟兵潜往京师，是数百年来未有之事。换成任何一个皇帝，这种大逆不道之行为会被凌迟，但崇祯皇帝却笑着对别人解释，说王凤是奉他的命令行事。他似乎又怕别人不信，就又解释，王凤这是在边境压力太大了。
胡东、王凤——这两个该杀一万次的混蛋——只是崇祯年间诸多的矿监税使之一。可以这样讲，在矿监税使横行明朝天下的时候，这两人不过是两个写照而已。
崇祯皇帝为什么要对这些混蛋这样偏袒，有一个事实是，他不出宫，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到底作恶到什么程度，另外，有一件事是这些混蛋被偏袒的直接原因。在张居正当国之时，明朝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但在崇祯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有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进账。崇祯皇帝如何不偏袒这些人？这些人简直就是理财专家啊！
从万历二十四年矿监税使横行天下后，有识之大臣就没有歇息过。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万历皇帝和崇祯皇帝，希望皇上积点德，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但万历不给，并不是他固执，而是他觉得现实情况并不是大臣们所说的那样。这些大臣，特别是言官们喜欢把芝麻说成是西瓜，他早有领教。在矿税问题上，他也作如是想。
那么事实是什么样的呢？除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胡东和王凤外，还有更多的混蛋在为祸人间。比如陈增在山东，严厉主张手下人要作恶。他曾称奉密旨搜金宝，诬陷大商巨室藏违禁物，山东所有商人都倒霉，命好一点的倾家荡产，命不好的就被杀掉了。
税使马堂一到天津就招集当地流氓数百人，大白天就敢在街上夺人钱财，若有人反抗，就抓起来投进监狱。他大肆鼓励富户人家的仆人告主人，并且答应，如果抄家成功，告状仆人可得到被抄家产的百分之三。试想，哪一个富人没有一点事情？
随着大户人家的连连被抄，小户人家也纳入了他的视线。整个天津破产者达到了一半，引起了民变。百姓们将马堂的办公室焚烧，并打死了他手下的流氓三十七人。他因为有后来官兵的保护得以幸免。去陕西征税的梁永对历史大概有所了解，认为陕西之地多是历朝皇帝坟墓之所，所以就挖地百尺，得数万家资。他吩咐手下人，见到比较富裕的人，就给我抢。陕西人大怒，想要活埋他。他这才请求崇祯皇帝将其召回。
云南税使杨荣更是混账得天下无二，惹得百姓们在倾家荡产之后只想把他捉住活剥了。杨荣的命似乎没有那几个混蛋好，百姓们焚烧了税厂，杀了他的手下后，他不但不慌，反而捉了数千人，活活给打死了。当地官员第一次和百姓站到了一条战线上，指挥使贺世勋率冤民万人烧了他的房子，捉住他，捅了他几刀，也不知道是生是死，就投进火里。崇祯皇帝知道后，忧郁万分，几天不思茶饭。
福建税使高寀在福建肆毒十余年，百姓们几乎想死都不能，就在准备要杀他的时候，他却逃回了京城。苏杭税使孙隆也很聪明，在激起民变后，急忙逃出了杭州。
让人奇怪的是，这些人本来是去各地当税使的，但他们却另外开拓了各种来钱的行当，比如光明正大的抢劫、敲诈勒索，挖别人的祖坟。他们这样一做，和强盗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整个社会一片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