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躁动烦乱的情绪有些许安稳，隐隐地，天边飘拂着一丝沁人心脾的凉意——古居的幻觉里开始出现一些六角形的雪精灵，他们穿过春阳一般的热空气，一朵一朵地落下，击败了滚烫炙热的心魔。
“快，妈妈！快，下雪了，我听到下雪的声音了！快，妈妈！父亲回来了！父亲回来了！！父亲回来了！！！”
不是梦呓，不是错觉，不是幻像。
真的下雪了！
雪落无声，雪落无痕，雪落无意，
有些离奇和恍惚，更有些荒唐和神秘。
只是父亲真的……真的……踏雪而归。
父亲回来了！父亲回来了！！父亲回来了！！！父亲回来了！！！！
父亲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那是一个女人，古居不认识她，但是他的父亲母亲认识她，她也认得他们。
她的名字叫阳子，修眉俊眼紫衣裳，一个日本姑娘。
古居已经思辨不出如此的思雪，祈雪，盼雪，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
如果只为盼来父亲，那么接下来的一场的家庭闹剧、夫妻倾扎，却使他永远地失去父亲；
如果只是迎来阳子，那么这样的盼归难道就是为了酿造悲剧？！
在寄居北京的日子里，在每一个任思绪自由翔飞的日落黄昏，古居一遍又一遍地咀嚼着这些发生在幼年时空和久远年代里的回忆。
那种感觉就像咀嚼一枚青橄榄，初尝苦涩难言，久了便有滋味，古居自然是乐此不疲，心醉神迷，却从不把这些灿烂的沉醉分享给姑姑及其他人。
姑姑从未结过婚，但却没有一点儿老**的怪癖；
姑姑既有慈母心肠，又深谙教子道理。
姑姑给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更为优越的学习环境。
姑姑一如既往地爱他，视为己出。
只是古居从来没有爱过她。
在古居心目中，他只是她从遥远的商州捎带到北京的，那个原本该叫“商心”的孩子；他只是被她唤做“古居”，而心里只有故居的……那个……只懂得长大了要知恩报恩的……人。
关于北京，古居还有更多的回忆是属于父亲的。
校尉小学由于地处北京市中心地带，常常会有一些迎宾活动。
那时的迎宾主要是迎接社会主义国家和外国共产党的领袖，像胡志明、金日成等，有时也去参加宋庆龄奶奶接见外宾的礼仪活动。几乎校尉小学的每一个孩子都梦想着能被迎宾队选中，只是迎宾队对每一个入选队员的身高和长相要求太严了。古居那时候虽然长得玉雪可爱，但是个头比同年龄的小孩都要矮半头，虽然一心想参加迎宾队，积极报名好多次，总是最先被筛选掉。
八岁以前的日子，古居一直耿耿于怀自己的个矮和不能参加迎宾队的遗憾。
那时的报纸上总刊登一些少先队员手持鲜花和彩带，热烈欢迎外宾的大照片，古居他们班上的几个参加迎宾队的同学还在国庆十周年庆典仪式上大出风头；他们与宋庆龄奶奶的合影被放大印在那一年的年历上。正是这些不断被刊登在报纸年历画上的大照片，鼓舞和诱惑着古居日夜梦想着参加迎宾队——假若他的大照片也会被制作成年画，那么他的父亲就可以在千里之外的商州看见他。古居那阵子特别希望父亲知道他在北京的生活状况，他想给他写信，告诉他在客居北京的日子里，他是多么想做回当初那个乡村里的苦孩子，做回商心！
十岁那年暑假，古居终于被选中参加北影厂电影《祖国的花朵》的拍摄。
姑姑却要领着他回商州看望父亲。
在拍电影和看父亲这两者之间古居选择了后者。
给导演请了半个月假，古居和姑姑就匆匆去了商州，谁知家中发生变故，父亲早已在几年前就离开伤心故居。
再回到北京时，原定为古居的角色早已被别的小朋友顶替。
古居只勉强参加了《让我们荡起双桨》那场戏的拍摄，在一大群划船的少先队员中充当一个拍手傻笑的男孩子，连一个近镜头都没有。
那年那月的北海公园一定还记得一个少年伫立湖畔塔影中的哭泣，他没有成为小明星，也痛失了让父亲在银幕上看到他找到他的机会。
那一趟商州之行，古居只看到更加残破的故居，只知道父亲失踪但不知父亲到底去了哪里。
那湖畔塔影里的哭泣让他坚定了一个决心：一定要找到父亲，一定要让父亲找到自己。
就是这个决心，伴随着古居的整个少年时代。
古居参加了长影厂《红孩子》的拍摄；
古居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扮演了跨雪山过草地的“红小鬼”；
古居以最好的成绩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古居常常幻想着父亲在看了那些电影之后，能认出儿子，找到儿子。
古居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遥想着父亲看电影时的情景——他一定会惊叹：这小子，长得越来越像他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