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纸伞

对我说：“你干吗不理人呢？他们说你能进老师的阅览室，所以很骄傲。”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骄傲。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很优越，因为自己可以进出老师的阅览室，心里想得得病也不坏嘛。后来我发现那男孩挺聪明也很有主见的，于是忘了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一起上学再一起回家。

    我陆陆续续地告诉他我的故事，甚至向他透漏了我的出走计划。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话题就围绕着这个计划进行，他很热心地为我出谋划策，比如路线，该注意的事项，扒火车的诀窍；我甚至从阅览室里偷出来一本有关中国铁路的书，那上面有非常详实的铁路线路图。我们终于弄明白了假若去秦岭大森林，就非得从大连先扒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扒火车到西安，西安离父亲的森林还有好远的一段路，要再扒一次火车到户县余下镇，那里有一个大大的贮木场，停着很多从林子里开来的运送木材的大卡车，这一次我可能扒不了大卡车了，那我就去求人家，说不定那个司机还认识我父亲呢——最后这个细节是我从另一本反映大兴安岭林区的连环画里看到的，虽然我不知道秦岭大森林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反正我手里有一封父亲写给奶奶的信，信皮上有陕西户县溪水坪林业局91基建队的地址，我相信我会胜利到达目的地——那时我就明白车到山前必有路的道理了。

    我们把这个计划越订越详细，细节包括遇到什么人说什么话，如果被人发现该如何逃脱。

    现在想来那简直就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冒险校旱了。

    我一直很感激那个跟我一起完成它的男孩子。

    可惜从小学毕业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不知他考到了哪儿——他报了一所我想都不敢想的重点中学，他说他以后也许会学文科，写校旱什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就写我的《红狐狸历险记》；不然就学医，他说完学医就什么都没再说，表情淡淡，可我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也明白他为什么装做表情淡淡。

    “但愿我能活到那个时候。”我对他说：“你不会收我钱吧？”

    心里却隐隐地有些不安，不甘，也有些遗憾。

    我从小就喜欢长相漂亮的人，可惜他太不漂亮了。

    那似乎就是我们最后的留言了。

    那是1981年，我小学毕业的那个夏天。

    整个暑假我都在等待录取通知，可惜我哪儿也没考上，正好我妈给我找了个活儿干，让我到离高尔基路最近的一家小酒店去帮忙洗菜择菜。这还是借了我继父的面子才谈成的，那酒店的小老板听说我才十二岁，还非常不情愿呢。

    我一直没能改变他对我的坏印象。我是个太心不在焉的小工，总是把白菜叶子摘了一层一层直到只剩菜心，或者把香菜当芹菜每一片叶子都摘得精光。干到第三个星期他终于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丢给我一百块钱，让我回家。

    我终于有钱了。

    我终于不用扒火车就可以实施自己的流浪计划。

    我回到家里找奶奶，奶奶上街买东西去了。

    我就趁机收拾好了自己仅有的几件衣服和不忍丢弃的几样东西，装进我最喜欢的红色书包里，对着镜子用大剪子把自己的头发剪成短短的小刺猬头——这是那个男孩子为我设计的流浪计划的第一步，他说我该让自己像个男孩而不是女孩，否则我在外面会被人欺负。我的手艺很差，头发剪得参差不齐，不过倒真的像个男孩子了。先天性心脏病使我几乎还没有发育，胸脯平平像搓衣板，也不像班里的其他女生每月有来月经的麻烦，我以前曾经不敢面对她们神经兮兮的嘲笑，并为此而强烈自卑，现在看来这倒是件好事了。

    装扮成这样，我还是比同年龄的十二岁男孩看起来要小得多，另外我的这身花花衣服穿在身上真是不伦不类，我干脆就脱了它，直接穿上深兰色校服和白球鞋。我对着镜子里怪模怪样的我自己，忽然笑了。那似乎是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笑，笑得像个调皮的男孩子。

    我在一张纸上给奶奶留了一句话：我走了。

    再没多写。

    时间来不及，也怕写详细了奶奶会派人去秦岭大森林我父亲那里把我提溜回去。

    我就这样，怀揣着那一叠当时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的一百块钱，开始了我计划已久的出走。我循着几年前去旅顺口春游时老师领着坐火车的记忆来到火车站，跟在一群暑假来大连参加夏令营的北京小学生的队伍后，混进了剪票口。我的一头短发，我的红书包，我的和他们一般高矮的个头帮了我的大忙。

    谁知查票的时候乘务员发现了我，她认定我是调皮又捣蛋的孩子，暑假结束了还往外面跑，一定是又想逃学了。我那会儿说话细声细气地像只啾啾的小鸟，一开口肯定就露出女孩儿真相，为了不让人发现我的秘密，我就装哑巴，对乘务员的所有问题一概摇头，她可真有耐心，拿来了纸笔，问我会不会写字，让我告诉她家在哪儿。我犹豫了一小会儿，就在纸上写下了：陕西省户县溪水坪林业局91基建队钟望尘，并标注：钟望尘是我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