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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溪水坪为大本营，兵分两路，采访忙碌而紧张。
在采育七队，高空索道正在放料，我们抢拍了一组绞盘机旋转、木料从几百米的山顶吊起来、经过高空运输定点投放在山脚下的大卡车上的惊险镜头，以便用做将来文稿的压题图片。顺便还完成了一篇《一个伐木工的工资》的专题采访。
在勘察设计队，王憨对那些“一年到头住帐篷，每天疾走70公里，勘察森林资源，设计采伐方案，每隔120米设置一个观测点，动作稍慢就得露天宿营”的森林勘察队员的生活发生浓厚兴趣。勘察队员每天背着仪器奔走山涧，一个点一个点地测量树种、胸径、土壤等资料，他们探测到的资料是森林保护与再生的绝对依据。王憨从中体验出了另一种生命风情与人生况味，而后完成的那一篇图文并茂的《每天走六七十公里的人们》的专稿，既讴歌了火热而平凡的生活，又用新视觉、新角度、反思维地提出了另一种保护森林的观点：“森林是一种有生命的动态群落。一片森林成材以后，如果长时间不去开采，木材蓄积量倒有可能出现负增长，老树会空心，腐朽而死。所以并不是不采伐才是保护森林。”
另外两个女编辑也是采访的快枪手，神不知鬼不觉就从工会赵主席那里挖掘并连夜赶出采访稿《狩猎黑熊的那个惊人的夜晚》，讲述了在挺进大森林的初期发生在采伐队的惨烈故事：小河边，涧溪下，一群可爱的黑熊在无忧无虑地喝水，嬉戏，一杆猎枪伸过来，打死了最小的一只熊宝宝。几位操刀的快手极利索地剥下熊皮钉在门墙上，炉火通红煮食熊肉，人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突然，熊妈妈来了，凄惨的哭嗥，撕心裂肺的吼叫，熊妈妈向无知的猎人索要自己的孩子。暗淡的星光下，熊妈妈撞击每一堵墙，每一扇窗户，它在院子里发疯地奔跑，在周围的林地摧毁树苗，在屋后的庄稼地里肆意践踏，夜夜哭声不断，夜夜复仇不止——熊妈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采伐队只得挪到另一个地方去住。惊险刺激的描述，寓言一般的诠释，极有深度地提出了“人与动物的亲和”这样一个人性化的环保主题，呼吁并提醒：法制昏聩的人们啊，及早觉醒吧！
采访很顺利，大家情绪高涨，我心里的石头却总也落不到地。
我从工作状态里感受到的那份快乐与充实，在工作将要告一段落的时候，渐渐变做无端的惶恐和不安。
最后一天的时间是属于随行美编和摄影记者的。他们要拍一组《有奖竟猜》的图片，就像《正大综艺》一样，既体现读者参与性，又紧扣主题强化“绿色行动”的思想性。
主编随身就带着新一期杂志的稿件，难得清闲，就静坐一隅，改错词病句，改标题华笔，津津乐道于她那极具权威性的后期包装。
王憨在整理采访笔记。
芭紫和秀子跟另一支来自外省的大学生实习队去采集生物标本。
只有我带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带着另一种非同寻常的使命。
工作时我是快乐的，工作完了快乐就走了。
回到樱桃谷却需要勇气和决心。
而我似乎到这时候才知道，我所缺少的既不是勇气，更不是决心。是什么？
“你知道樱桃谷吗？”我曾问过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我问每一个被我采访过的人——宣传科的马科长，工会赵主席，采育七队的张队长，森林勘察设计队的李队长，甚至林区小学已经退休的老校长，甚至林区小商店当年卖散酒的老头儿：“你知道樱桃谷吗？你知道在溪水坪的西边，沿着溪水奔流的方向，有一个叫樱桃谷的地方吗？请你回忆一下，在十四年前，1981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樱桃谷，在那个守林人的木屋前，一棵歪脖子树下，上吊了。”
没有人回答我。
或者不愿意，或者不知道。
人们啊，难道如此淡漠，如此健忘？
樱桃谷的那一场生生死死的故事，尘叔和秋晓，父亲和他的情人的故事，真的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哪怕变做今天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哪怕变做面目全非的神秘传闻，也是对我的一种慰籍。
我终于知道，苦难只是相对于苦难者本身才具有苦难的涵义，而冷眼旁观的人们，永远不会有刻骨铭心没齿难忘的记忆。
后来，有一个人总算想起来了：“哎哟，樱桃谷呀，不就是发生火灾的那个地方吗？”他告诉我，1981年9月的一天夜里，樱桃谷突起一场大火，先从哪座木屋烧起，后来整个屋后的林子也窜起了火苗，大火烧毁了一个美丽女人的脸，烧坏了一个守林人的一双腿。他说：“关于这场大火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是9月，还没到防火期，夏秋之交也没有雷击和闪电，烧得邪乎。”
呆住了。
完全呆住了！
好像记忆里早就彩排过的一幕戏终于上演。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