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人表现出来的却是莫名其妙。他们被抓进来，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住在被抓人的隔壁，或者只是路过监察厅问个路，或者只是来监察厅报个案——但执行逮捕的宪兵已经被逼得狗急跳墙，管你什么人，先抓进来完成任务再说！
逮捕是第一步，审讯是第二步。这时候，那些老练的、有经验的审讯监察官开始显示他们的价值所在了。他们疲惫地、揉着几天没睡觉的通红眼睛，有气无力地说：“老实交代，你是为什么到这来的？”——帮帮忙，你就自己帮我们安排个罪名吧！
大部分人都会回答说自己不知道，自己糊里糊涂就到了这里来，他自己这辈子连红灯都没闯过，这准是场误会。他们满怀信心，以为很快就能解释清楚，然后就能重获自由了——但可惜，他们不明白监察厅的铁律：只有抓错的，从没有放错的。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是矿产勘探员……”
“你把所有的地下矿产都勘探出来了吗？”
“这个，当然还没有……”
“啊哈！就是你了！你这个破坏分子，你故意隐瞒地下的矿产，让家族遭受损失！”刚才还疲惫得象摊软泥似的监察官一下子跳了起来，生龙活虎地吼道：“没说的，抓得就是你！这条毒蛇，差点让你蒙骗过去了！要知道，破坏分子是绝对逃脱不掉监察厅惩罚的！”
在帝林时期，监察官的业务能力得到了最充分的锻炼，水准之高是其他任何时代的同行望尘莫及的。动用暴力手段来取得口供的现象不是没有——依靠这种法子，能取得任何笔录。但是高水平的监察官都不会乐意这样干。在他们看来，审讯是一项艺术，而暴力刑讯就象玩游戏作弊一般，亵渎了这项艺术，也丧失了乐趣。
他们更喜欢的是对供词进行某种程度的加工和推导，例如：犯人供认：“我在地下室有一把生锈的柴刀……”在有经验的审判官的笔下，他会自动翻译成：“我有一个地下武器库”。“屋顶上装新颖的避雷针”，那自然是“与外国特务接头的标识”。
根据统计，在一月风暴行动中，各地监察厅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各省逮捕的破坏分子和散布谣言分子数以万计，塞满了监狱和牢房。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在形势最紧张的那段日子里，人们在道上都不敢说话，只敢用眼神来打招呼。
“大人！”窗外有人喊道：“请出来，有点情况。”
卢真红衣旗本精神一振，昏昏欲睡的眼睛就明亮起来了。他梳理了下凌乱的头发，从马车箱的搁椅上拿起自己的军官盖帽，系上了风雪斗篷，整理下衣裳，打开了车门。
顿时，一股寒利而清新的冷风吹进来，刮得他浑身打了个寒战，顿时也清醒不少。他跳下了马车，只觉得严寒彻骨，白雪皑皑的东方天际已经出现一片绯红了。
不知不觉，又是一夜过去了。
两名军法官和一队士兵站在车旁边，看到卢真下来，他们齐齐敬礼。
在士兵们的眼中，卢真看出了嫉妒和愤慨，他知道这些又冷又饿，在严寒的雪地里搜了一整夜的小伙子们在想什么：这个穿着裘皮大衣躲在有真皮座垫和火炉的马车里的大官，真是好命啊！
好命！卢真嘴角抽动着，笑容象哭。若可能，他宁愿和这些士兵换个位置，宁愿冒着零下十度的低温，挪动着僵硬的双脚在雪地象狗一般爬行着，哪怕身体冻得跟木头桩一般他也认了。自打接受了追捕紫川宁的任务，帝林不断地督促：“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快快快！”一会是鼓励：“卢真，吾等之生死存亡，全系于你手上了！功成之日，吾不惜统领之酬！”一会又是恐吓：“军令状已立，若不能建功，三尺军法正为你设！”一会是天堂，一会又是地狱，卢真苦不堪言。短短几天，他的头发都白了一半了，每天晚上他都在辗转反侧，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个念头：紫川宁，她到底去了哪里？
“大人。”军法官对卢真马马虎虎地行了个礼，领着他走到道边的一棵枯树下：“大人，我们发现了这个。”
树下已经被挖了个洞出来，两条狼犬对着那洞狂吠着。军法官在洞里掏弄了下，弄出了几件衣服来，他把衣服摊在手上，展示给卢真，后者眼前一亮：这是一件深蓝色的军官制服，被泥土弄得污黑肮脏的肩膀上，有金星的肩章。军法官把衣服再抖了一番，抖掉了衣服上沾的泥土，让卢真可以看得更清楚点。
“大人，这身制服是小号的，可以确定，是一号人物自己穿的。”军法官被冻得通红的鼻子抽动着，眼眶发黑，脸上的皮肤被冻得僵裂。他抽动着鼻子：“除此以外，我们还发现了和它一起被埋起来的几件军服。”他压低了声音：“制服里有士兵的，也有红衣旗本军官的。可以确定，二号人物和一号人物在一起。”
刚刚睡醒，卢真的脑筋还有点模糊，一下没反应过来，嗫嚅说：“所以？”
“大人，这证明我们的搜查线路是对的。就在这里，目标换了装。”看出上司还在迷糊着，军法官善解人意地解释说：“大雪掩盖了脚印，但看这里的衣服，我们可以推测出，随同一号人物的护卫约有十人。衣服是他们从附近的民家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