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巴达维亚荷兰市政厅第一任华人甲必丹李锦已经正式成为中华公司的大股东，担任了公司外事局的主管。在最近一次董事会每月例会时，李丽华先提出让李锦进入董事会。
中华联合公司董事会25人之中，大半是原马尼拉的华人华商，还有一部分是闽商代表，基本是尹峰刚刚起家时的一些合伙商人。而现在，李锦代表的南洋华商也将进入公司名义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其代表了什么意义，明眼人都看得到。
李锦对自己命运的改变并无什么太大的欣喜。他曾对自己的义子苏鸣岗说道：我等本是天朝弃民，如今也不过是天朝叛逆。我只希望尹船主能成就大业，那么我们这些人就可以成为开放南洋的华夏先驱，因而流芳百世。否则我们百年之后，也只能是默默无闻地成为背井离乡的游魂。”
苏鸣岗就是巴达维亚被中华军抢占之前，荷兰人任命的最后一任华人甲必丹。他被荷兰总督昆关在了监狱里，战争结束后总算是活着出来了。苏鸣岗是福建同安县人，今年38岁。其人“天姿聪颖，少有远志，长能文章，擅武术”，年纪不满十四岁就从泉州南下到西爪哇万丹经商，以其出色的才干成为李锦的助手和义子。
在第一次爪哇华人战争后，他从万丹带领一批华侨来到巴达维亚。当年1o月，由于李锦离开了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昆就任命他为华人甲必丹。他当时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有意和中华公司保持距离，不但靠自己努力拥有了面积广阔的胡椒园，在三宝垄附近根达而市还另有亲戚收购产品。
当然，他在担任甲必丹的同时也为华人华侨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向荷兰殖民当局购地，带着华侨修河堤、建房屋，还为减少华侨工作时间及解决内部纠纷出过力。由于他独立于中华公司的势力之外，荷兰人比较信任他，任华人甲必丹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地方推事，后被选为巴达维亚市政执行官之一。
荷兰殖民者不离其本色力行其统治策略，订立实施各种苛政，诸如不准华人在海岸地区建物业，并命令拆除原先建立的民居和逼迁其居民等，使到华人极度愤恨不满，经常在中华公司商馆的带领下采取种种抵制行动，达至顶峰最极端时，华商全面抵制和荷方交易，甚至连鞋匠们都以实际行动以支持，不肯为荷兰殖民军修补鞋靴。
而苏鸣岗则竭力在荷兰人和华人之间周旋，向彼德逊.昆总督进谏：要求消除上述种种不合理苛政的实施，并同时联络当地华商大家族排挤中华公司的存在。为了支持“以华制华”的政策，昆总督适度放宽了种种条例，改善了和华人的不友好态度。苏鸣岗一度以为，靠做出一些让步，华人总归还是能和荷兰人友好相处的。
不过，一旦荷兰人决定对华人开战，苏鸣岗就不可避免地被夹在了双方之间。最终，由于他的种族身份，荷兰殖民者还是把他关入大狱。他曾竭力维持的华人和荷兰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一夜之间就瓦解了。
经历了黑狱折磨之后，苏鸣岗明白了一个问题：靠让步和忍让，是无法改变海外华人自身命运的。他自己的出身是无法改变的，无论他做了多少努力，西洋人还是不会把他当做自己人的。如今，苏鸣岗是中华公司的爪哇镇守府西爪哇县的第一任县令，他已经打算死心塌地为中华公司卖命了。不但他自己加入了公司，而且还让在家乡经商的弟弟苏忠双去**参加了**书院的入学考试，经过半年的培训已经开始在靖海王幕府外事局，也就是中华公司外事局里做实习书记员了。
苏鸣岗的经历其实和当时不少海外华商华侨相似；本来没什么国家民族观念的中国人，在遇到了西洋人之后，耳闻目睹及亲身经历了西洋列强的作为，从自己的亲身遭遇中培养出了初步的近代国家概念：其实，这种近代民族国家概念，西方各国也仅仅是在刚开始芽的阶段，实际上其展程度和中华公司属下百姓差不多。
中华公司在这个时候，正好填补了海外华人华侨的国家认同感上的空缺。因此，南洋之战后，中华公司在南洋的事业兴旺达，靖海王尹峰的威信和权威已经越了远在天边、从来没有管过南洋华人事务的大明皇帝了。
到万历四十七年底，中华公司在南洋、东洋等地的移民已过两百万，而且已经在中华公司及尹峰这个靖海王的统辖下成为一个**实体。
李锦在这一年十月来到澳门，作为公司的外事负责人，要和澳门葡萄牙市政厅签订新的贸易协议。这是马六甲易手后，公司与葡萄牙果阿当局谈判的结果：中华公司保证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安全，同时，葡萄牙北上日本的中国贸易舰队的股份，中葡双方将重新分配份额。
他登6澳门内港后，暂时居住在中华商馆内。
当晚，澳门的公司商情部、中华军军情部主管余安福带着一名葡萄牙商人秘密进入了中华会馆。他敲开了李锦居住的院子大门，开门的是李锦的书记官苏忠双，苏鸣岗的弟弟。
“李老爷已经睡了，余总管有什么事？不能明天早晨来吗？”苏忠双一边揉着眼睛问，一边好奇地打量着遮遮掩掩躲在余安福身后的黑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