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布京师撤军之前，朝廷内部的剿抚之争由于江南官员的联名上奏和叶向高等致仕高官的上书，再次进入了争锋相对的激烈争吵阶段。
有一点很明确，无论剿与抚，朝廷官员对裂土封王的谈判条件都是表示反对的。另外，无论哪一方都觉得中华军不好对付，主张继续“剿”的一方也没把握灭了中华军，只是认为不能因为吃了败仗就招抚谈和，这样对朝廷的威信是巨大损害。毕竟，中华公司所在的台湾岛虽然像是化外藩国，但名义上是属于朝廷治下的领土，和女真、蒙古这些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区不一样。最关键的一点：中华军主动要求和谈，似乎并没有****明朝取而代之的意思。
在大明朝的官绅士子阶层，中华公司是个怪物，尹峰是个另类的怪人。他们以商立国，地不过台湾等几处海外孤岛，人口不过百万，居然能把偌大的明朝打得手忙脚乱。中华公司信佛、信妈祖娘娘、信天主，也有读孔孟之道的读书人，也提倡西学、杂学、兵学，却是能够以整齐划一的军事力量横扫沿海。总之，在官僚士人看来，中华联合公司是一种脱离了传统文化范畴的怪胎，无法用传统历史中反叛、造反团体的原有模式来解释它。
尹峰在自己写得《东西洋行记》中公然宣扬“实力决定一切”，还提倡海外移民、开疆拓土，这些都是和儒生士子们的道德优先主义格格不入的。
前世的尹峰毕竟是搞新闻的，还是知道舆论的力量的。他对于这个时代大部分文人书生的见识和能耐，确实是看不上眼的。但是，要进行社会舆论工作还是得靠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如何让这些文士写一些正面宣传中华公司的文章呢？很简单：威逼利诱。
相比威逼，利诱的影响力更大。凡是愿意在商报上写文章正面表扬中华公司的文士，都能获得一大笔润笔费。在新招募为文官的江南文士中，已经有人主动写文章赞扬尹峰和中华公司了。尹峰在南京开设了《商报》江南版，公开免费发行，于是在南京城也形成一处宣读新闻和招工广告的地区，地点就在水西门码头。
如今，中华公司对于江南和整个明朝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反对海禁、要求开海裕国、通商利民的宣传口号。这种口号多少还是和儒家仁政爱民的论调切合，反正后期儒家理学论证命题无需逻辑只需顿悟就行，怎么解释“裕国利民”那是文字游戏，文士们最擅长。因此，虽然尹峰其人和中华公司的六大誓约什么的，大明文士阶层无法接受，但是中华公司的宣传口号还是能够拿来做文章的。
而且，台湾普遍开设蒙学、小学和各种技术学校，免费让孩子入学，实行完全的义务教育。这多少赢得了一些文士的好感—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台湾只在蒙学识字阶段教授《三字经》和《千字文》、小学教授一些儒家经典，多数的时候却是在教授《几何原本》衍生来的数学等一类科学课程。而且，技术学校和军校、**学院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传统上从来没过的。
文人官绅阶层虽然不过占了人口百分之五左右，因为政权的支持而掌握了话语权，一般老百姓的意识形态（所谓民间传统）与孔孟圣人和儒家传统还是有着很大不同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受文士阶层的影响。宣布从北京撤军，这消息最早就是刊登在《商报.江南版》上，在头版头条上以大字刊出。这时，江南人已经把这份报纸称作“大报”，而各地原有的印刷作坊刊印的地下小道消息称作“小报”。
“大报”的消息震动了江南社会各界。不少应募为文官的读书人赶紧去问自己的上司：“大人，你们不会也要撤回台湾吧？”
针对南京镇守府文官的不安心理，《商报.江南版》在几天后有刊登了一篇文章，署名是徐鸿基。文章名为《设江南镇守府之建议》，公然提出与朝廷的和谈条件就是割让江南，裂土为王；因为台湾实际上是尹峰尹船主白手起家打下的江山，自然不能算是朝廷的地盘，所以要裂土封王，那就要割让江南。
这文章使得江南百姓稍微安了心，但是朝廷方面关于招抚的讨论却乱了套。
由于北线中华军利用缴获的马匹，组织了五六千的骑马步兵进行机动作战，陆陆续续赶来的各布政司勤王兵被各个击破，分别在昌平、保定、南海子等地被打败。中华军骑兵一度兵临蓟州、山海关一线。
围绕京师的数个军事要地虽然没有被中华军占领，京师并不算被包围，但是中华军掐断漕运就已经断了京师的粮道了。
京师被困数月，官府能够供应的粮草、火药甚至盐都日益减少，只好向勋贵巨富之家征用，最后不得不向小民百姓征用，以维持皇家、官僚、守城军队的日常开销。
主剿派是以兵部尚书黄嘉善为首的一批人，他们的救命稻草就是新任蓟辽总督文球派出的车营部队以及刚刚赶到保定的四川勤王兵。
蓟辽总督文球，河南固始人，万历二十三年中进士乙未科三甲第二百四十三名，时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因前任蓟辽总督汪可受在昌平失守时自杀，明廷急任命其代替汪可受为蓟辽总督。由于中华军以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