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开征海饷”，其实在尹峰的中华公司开始造反之初，海禁政策重开之时就已经在酝酿推出了。海禁一开，由中华公司每年“拨款”给福建官府的几十万两白银就停止了给付，由中华公司控制的海澄月港的海外贸易税也就一文钱也收不到了，号称“天子南库”的月港商税已停，朝廷维持海禁的军费却直线上升。
本来，“福王之国”一事，万历已经把太仓国库搜刮干净了，这使得经历了“万历三大征”之后已经见底的国库，完全无力对付新增加的“海禁”开支了。
内阁首辅方从哲向万历皇帝请求发内库弥补军费开支不足问题。万历皇帝将他的奏折留中不发，渺无音讯。由此，户部尚书提出增收田赋的对策，负责山东旱灾饥民赈济的监察御史过庭训上奏说：各布政司灾荒遍地，百姓无力承担增赋的压力。朝廷大臣为此开始了新一轮争吵。
到了中华军忽然间登陆大沽口和镇江附近，兵锋直指南北两京时，朝堂之上的大臣们目瞪口呆之余，到是很快地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增加“海饷”的决议。
尹峰是在南京战役告一段落后，从截获的朝廷塘报中得知了增派“海饷”的消息。他拿着塘报在幕府山老营大帐内，不由地苦笑不得：前世给明朝火上浇油的“辽饷”加派还没出现，朝廷到是为自己增派了“海饷”，自己想着要“改变历史的轨迹”，历史还真的和自己开了个大玩笑啊！
徐鸿基拿着同样的塘报一边看一边摇头：“这增饷加派，实在是朝廷割肉补疮之举，哎哎……，朝廷实际并非无钱，太仓府库每年得支付宗室开销二、三百万两银子，而这开征海饷，每亩加银九厘,一共加赋五百二十万两，也不过是两年的宗室开销而已。我见过正德年间的朝廷邸报，说正德年间,皇庄遍布宇内,共计占地三万七千六百余顷,如今只会更多。当今的皇帝赐给新封亲王的庄田,动辄万顷,实际上天下根本不存在这么多无主的闲田,除了‘尺寸皆夺之民间’以外,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加派取得租银来顶替的。”
负责收集朝廷一切公开讯息的书记官徐鸿基，想起了什么，低头在一堆资料中翻了一会，把一份邸报递给尹峰：“统领大人，这是河南巡抚的奏章，上面说在河南息县,额派福王府地一千一百五十七顷三十二亩,全部是‘在本县一条鞭内一例派征’。瑞王的二万顷良田,也完全是靠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按分摊田亩数、加派赋税来取得租银的。这些宗室土地不用缴税，开征海饷对他们完全没有影响，只会影响那些小民百姓。”
徐鸿基把一份邸报摊开递给尹峰，说道：“这是户部给内阁的会计录，上面记载万历四十四年，即去年朝廷田赋收入为二千八百多万石。其支出是:第一，地方存留粮约一千万石，其中八百万石作宗室禄米，其余为地方行政开支，百分之八十用来养活越来越多的朱家子孙；
第二，每年起运粮中四百万石折金花银一百万两，少部分作军官傣禄，大部归宫廷消费;每年皇宫消费是大头;
第三，每年槽粮四百万石，供京军、蓟州驻军和中央各衙门官僚消费，养官为大头;
第四，白粮十七万石，供内宫消费;
第五，南京岁费粮一百万石左右，
第六，九边岁费军粮三百万石至八百万石。上述六项支出约二千三百万石至二千八百万石。换言之，朝廷田赋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军事、行政和宫廷消费，三分之一供给了当今天子和朱家子孙。”
尹峰点点头，无可奈何地说道：“这就是所谓以天下财富供一人了。说是为了对付我这个海寇而增加田赋，实际上，我看最大得益的是那些地方官和胥吏、衙役，他们因此就有了各种巧立名日、私行加派,从中侵滥的机会。而且，无论宗室土地、皇庄、官地，还有那些官绅地主之家的土地，都是免除赋税的，而承担者海饷负担的，却只剩下了普通小民之地。”
徐鸿基苦笑一声，摇摇头道：“大人说得对，这朝廷官府如此一来，实际是涸泽而渔，自掘坟墓！这里的邸报中就有兵部左侍郎、南京工部尚书张鹤鸣的奏折，说是：今日百姓虽穷,然不穷于征饷。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缉访,馈赠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地方官阴为加派的数额,比明增的各种田赋还要大，这长久下去，天下鼎沸之势已经可以想见了。”
尹峰拍拍那那些邸报：“徐先生，有一点必须明确，朝廷和官府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办法把这些钱转化为国力。皇家宗室有地有钱、高官勋贵有地有钱、士绅地主也是有地有钱，但是朝廷没有办法把他们的财力转化为国家的实力。那些盐商、晋商都是富可敌国，但是朝廷有办法把他们的钱财全都征用吗，不可能！这就是我中华公司和朝廷的根本差别，我们可以通过向富商借债临时调用资金，也可以利用公司财政体系征调无数资金，还有我们的钱庄、银行体系，只要我们公司需要，可以从全世界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