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峰在离开辽东时，向金掌柜和中华公司商情部驻辽东的谍报人员发布命令，要求他们尽量动员一些人去台湾，最好就是那些因欠饷活不下去的辽东骑兵。
虽然尹峰从来认为步兵才是黑火药时代最终决定战场胜负的力量，但是骑兵也是必不可少的机动力量。巴石河北岸战役中，骑兵团重骑兵的铁甲没法挡住重型滑膛枪子弹，虽然打破了日耳曼雇佣兵的坚阵，但是伤亡惨重。反而轻骑兵用 “半旋转”战术利用火枪轮番打击敌阵，倒是体现出了一定的作用。
喜好重骑兵冲阵的尹峰只好收起浪漫主义的不切实际，开始扩充类似龙骑兵的部队，而且开始训练骑兵用“半旋转”战术对付敌方方阵。重骑兵数量依旧是100骑，尹峰还是保留了这种昂贵的骑兵；实际上中华军在训练中，已经渐渐地开始把明朝军队作为假想敌人。明军混乱落后的火器战术是挡不住重甲骑兵冲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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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尹峰等人就在通州附近，看到了一队京师三大营部队的训练。
此时的明军并无什么保密观念，一般演习和训练，不会像中华军那样事先对几里范围地面进行清场。所以，象利玛窦这样的西洋传教士也能有机会观察明军训练。
不过，这种训练几同儿戏，不过是两队人相向而行，然后两队人就唱戏一般用木棍互相击打几下；或者是鸟铳手站成密密麻麻一堆，“轰轰”齐射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没有队形变化的训练，也没有火器战术演练，无论是行进中还是列队交战，士兵们都没有整齐的队形，大多数时候是乱哄哄聚成一团，完全是走过场。仅有的几百名骑兵，穿着布衣参加训练，马匹矮小低劣，似乎没有经过任何马术训练，基本上除了往前跑和停下以外，骑兵们没有任何战术动作可言。
而且，在场几千号人，除了火器手，其余士兵都拿着木棍做训练用的武器，只有极少数军官拿着真实的武器。
实际上，明朝政府军除了真正打仗时外，一般士兵训练时都只携带假武器，发给他们假武器是为了在演习时不致完全没有武器。队列、旗号、金鼓等操练科目，一概简化成最低级的一堆人拥来跑去。没有队列操练、没有实弹射击、也没有对抗演习，戚继光当年训练南兵的那些套路，一样也没有保持下来。
在明军训练场外，聚集了一群游手好闲的百姓，明军士兵也懒得去赶他们。尹峰他们混在这一群闲人中间，倒也丝毫不起眼。
尹峰、陈衷纪和罗阿泉等人看了暗地里直摇头；这种水平的军队训练，简直连吕宋土著兵或者半脱产的庄丁队的训练程度都没能达到。相比中华军对抗训练时真刀真枪的场面，明军这种训练至多达到了军校童子军做军事游戏的水准。
这就是明朝以致传统中**事学的弊病的集中体现了，火药化军事革命在古代中国展开的时候，正是兵儒合流发展愈加紧密的时候。由于儒家思想在整体价值倾向上偏爱于一些玄学似的道与器之辨，那些书斋里谈兵的文士只注重战争观念的构筑，往往以虚拟的理想主义对待军事问题，讲求抽象原则，严重忽略理论的可操作性，忽略具体军事学术问题的深化与展开。
受此影响，兵以义动、仁者无敌的战争观念和用兵作战的哲理性规律通常为兵学家们津津乐道，而对于军队编制、武器装备的制造使用、士卒训练规程、战斗队形演练之类的东西，在兵学家那里往往等而下之。戚继光的《练兵实记》等讲述具体部队操练细则的著作，在明朝时期实际上并未受人重视。而且，明朝军制也已经无法自我革新，无法全面引入戚继光的军事革命理论。
……
尹峰等人是在由辽东去京师的途中，偶然遇到这一场景的。他们化装为赴京赶考的举子，而且还有辽东都司颁发的路引，然后塞了一些银子给山海关守关士兵，顺利通过了这天下第一关。毕竟，明年就是科举大比之年，一些举子提前赴京准备考试，这也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守关的官员丝毫没有怀疑尹峰一行人的身份。
他们一路上比较低调，一般都是坐驴车或徒步。沿途满目依旧是民生凋敝的现象；这些年华北地区连年遭灾，那些农民是最大受害者。
对于农民来说，朝廷官府管税的官员现在倒是还好应付：因为此时万历帝消极怠工已有十多年，许多地方官空缺，但是万历就是不批准官员上任，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县的县官需要兼管邻县事务的怪现象，因此收税的官员也经常空缺。但是近衢地方的土地大多为皇家、勋贵、高官士绅多掌握，他们追逼地租则是毫不留情的。
尹峰等人所经的蓟辽、通州等京衢重地，居然也有县官缺位的。他们到了北京，分散从各个城门入城，又相继来到了华兴联号北京分号的附近，到一处名为“瀚海”的客栈住下。这里是宣武门内的一个胡同内，靠近新建的安葬了利玛窦的耶稣会天主教堂（民间俗称的南堂）。客栈名义上是工部属下一个闽籍小官开的，实际上是中华公司在京师的秘密据点，属于中华军军情部管辖，和华兴联号京师分号一暗一明，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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