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万一发生经济纠纷，可以用掐断这些人的贸易线路来逼迫他们遵守规矩。
然而，谢家也好、朱文达也好，海外贸易仅仅是会下金蛋的鸡，而且是手头很多只鸡之一；他们仅靠收受贿赂和保护费就可以发财了，海外贸易不过是锦上添花，更何况还有广阔的人国内市场可以赚钱。
因此，在华天公司的答应到时可以出让一部分海外商路的人怂恿下，余姚谢家首先发难了，不惜搭上自己家的一部分货物，硬是举报了解张玉宇等人的商船。对于谢家来说，搭上一个无血缘关系的养子和一些货物，根本不伤元气。他们想着万一能由此打破中华公司的航路垄断，不再受中华公司的诸多规矩约束，谢家凭借着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至少可以成为浙江、南京等地最大的中间商，为所欲为了。
本代谢家家主谢元本身不过是秀才出身，不过他的家族之中在京师为官的有十几人，在各地为地方官的也有十几人，朝廷上下姻亲同学亲戚连绵不断，蔓延全国各地。可谓手眼通天。
浙江通倭大案还涉及了叶向高，作为东林一份子，他立刻遭到浙党、楚党等级诸多官僚派别攻击-这其中就有余姚谢家的人。
叶向高很尴尬：当时,一些走私海商为了逃避检查,也有冒充叶家人的,然而这次在杭州被抓的叶成皋是货真价实的叶家人。
还好，中华公司并没有把股东名单泄露出去，叶成皋本身也没有把柄落在官府手中，在福建巡抚衙门出面作保后被释放了。福建巡抚丁继嗣是内阁首辅叶向高一手提拔的，此番出面保护叶成皋，也在情理之中。
叶向高为此专门写信给福建巡抚丁继嗣,要求地方当局严查,“通倭一事前已备陈,且闻有冒弟家名色者,故弟不得不言,昨浙中两台亦有捕获条陈,其意殊望邻邦共为协力,今亦下部,必当覆行也！”
这封信作为公文刊登在京师邸报，这是叶向高有意所为，表示自己和通倭事件划清界线，毫无关系。为了平息敌对派别的舆论攻击，叶向高只有表现出比攻击者更加激进的态度来，才能表明自己的人清白。
正当尹峰连续几日聚集公司大股东召开董事会，商议如何营救那些被官府抓获的股东时，京师传来了解更加惊人的消息。
许心素的手下和林跃商情部搞来的最新邸报抄本上，大明内阁首辅叶向高鉴于“嘉靖倭乱”的惨痛教训,对日益繁荣的通倭走私贸易非常担忧,已经指示福建当局要厉行禁止,他在给福建当局的信中说:“惟是通倭一事,利害最大,初间犹是奸氓射利罔,今良民亦为之积渐不止,非但倭能祸闽,即闽人皆倭矣。为今之际，唯有严厉海禁，方有转机……”
“闽人皆倭！这简直是诛心之论啊！”尹峰冷笑地看着这份邸报，有意无意地抬眼看了曾棋一眼，不久前还主张和叶向高直接接触的老爷子颇为尴尬地看着屋顶。尹峰无奈地把邸报传给李丽华说：“大家都是看看吧。很明显，朝廷不仅仅是要掀起通倭大狱了，这是要开始严厉执行海禁了。我们该如何应对？”
尹峰正在内心中感叹：最终自己还是走到这一步了，王直等前辈都是死在这条路上的。
虽然中华公司盈利点包括了钱庄票号、国内丝绸贸易、台湾岛农产品贸易等，但是主要赚钱的项目就是海外贸易。海禁政策如果严厉执行起来，中华公司就是死路一条了，除非立刻和朝廷翻脸，扯起造反大旗。
可是，大明朝虽然已经摇摇欲坠，可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况且明朝的统治基础尚未动摇，国内还没有大乱，外部也没有强敌（努尔哈赤还没造反呢）。以明朝举国之力，虽然灭不了掌握了制海权的中华公司，但是拖也能拖死尹峰了。只要中华公司不能顺利拿到大陆上的货物，无法顺利做成贸易，不能把海外白银运入内地，那么资金周转问题迟早会发生，也就无法维持膨大的“超现代化”军队，迟早会被西洋人、倭人、朝廷围攻，彻底完蛋。
尹峰苦恼地说：“余姚谢家那些官商可以不靠海外贸易发财，可我们公司、浙闽粤等地沿海商人不行，我们都不能停止海外贸易；杭嘉湖那些丝绸商人失去我们这个海外市场，可以去内地寻找客户，可是我们必须要求去他们这里拿货。……总之，万一海禁政策严厉起来，我们中华公司就是面临着生死抉择。”
曾棋苦涩地说：“要不就是和王直、李光头那样去陆地上抢货物，公开和朝廷对抗；要不就是维持现状，慢慢等死……”
尹峰苦笑：“岳父大人，你算是明白过来了；我们和朝廷之间，是有着根本性冲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