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在北洋水师的军费上做文章确实大有动机。
甲午战争惨败直接引发的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来说是一次空前深刻的变革。翁同龢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等进步人士，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他力主变法维新，为门生天子光绪帝拟定并颁发了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定国是诏》，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由于触犯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翁同龢为此被开缺回籍。“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余恨未消，又下令将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七十老人以清廷重臣、一品大员的显赫地位，为国家、民族存亡，难能可贵地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因而名垂青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被慈禧撵出北京城。回到家乡常熟，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在困寓虞山、落魄忧伤的日子里，他的不少门生故旧“分俸见赠”。1904年7月4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龢，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短短四句话，道尽了这位松禅老人的宦海沉浮和无限忧伤。
翁同龢自1856年会试一举成名起，直至1898年回籍，42年都在京师任要职，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并两次入值军机大臣，直接参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决策（清代114名状元中，汉族大臣得入军机者，仅有3人）。他是清廷官僚重臣中少有的清廉者，为官42载，官至相国，罢官回乡后，要靠门生故旧接济。但他算不上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曾经与他结拜为兄弟的荣禄在甲午战争期间写给陕西巡抚鹿传麟的便条中，曾评价翁同龢说“常熟（代指翁同龢，因为翁是江苏常熟人）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合肥（李鸿章）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翁同和世交潘祖荫曾经评价翁同龢说“叔平虽为君之座师，其人专以巧妙用事”。这些评价未必客观准确，但绝非无中生有。翁同龢不够胸襟坦荡、果敢有为，使身居高位的他政治才能大打折扣。在甲午战争中，他一力主战，并非是知已知彼，有必胜的把握，而是当时所有抱着天朝上国理念的知识分子们本能的反应，对日本向来更是以“蕞尔小国”视之，根本不放在眼里。特别是当他的对头李鸿章又极力主和的时候，他的主战就会更加坚定。翁同龢号称“南清流”领袖，所依靠结交的罕有地方封疆大吏，多是词垣台谏、翰林“清流”，这些人发起议论来头头是道，慷慨激昂，但都是些无实力无权柄的京官书生，说大话、说空话振振有词，办起实事来却一筹莫展。因此作为“帝党”的领袖，他率领的力量看似羽翼众多，其实势单力薄；以光绪为首的所谓的“帝党”，实际不过是个十分脆弱、松散的政治集团，一遇重大风浪，便被历史巨流卷没。
[编辑本段]
【翁同龢书画】
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清史稿.翁同龢传》称赞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清徐珂《清稗类钞》谓：“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钱沣）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刘墉)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清杨守敬《学书迩言》对这位雄视晚清书坛的巨擘称许：“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谭钟麟对翁字推崇备至：“本朝诸名家，直突平原（颜真卿）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钱沣）、道州（何绍基）、常熟(翁同龢)而已。”谭延闿、泽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行世。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参以己意，并吸收刘墉、钱沣、何绍基等人之长，将赵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他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成为晚清颇具影响的书法家。
翁同龢书法作品
[编辑本段]
【翁同龢藏书】
翁同龢藏书翁同龢在京为官四十多年，平生喜藏书，居官朝中时常去琉璃厂访书，陆续购进许多好书。其中有乾隆进士、嘉庆帝师彭元瑞的知圣道斋藏书，怡亲王死后流散出府的乐善堂旧藏，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海内孤本。清朝末年，时值战乱，公私藏书多有散出，现存翁氏藏书的主要部分，都为此时购入。其所收藏的一批秘籍，被学界认为“学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善本，以国内标准论应属国宝级重要文物，是包括我国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国内外图书馆所无的珍籍”。翁同龢富藏书；诗文简炼凝重；书法纵横跌宕，力透纸背，有颜真卿风骨。遗著有《瓶庐诗稿》、《瓶庐文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