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谦来说恐怕是个不小的刺激。也促使他去开创新局，超越皖派。
这期间的二百方作品已看不到浙派风格了，而且形式多样，变化丰富，某些印章反差极大。印风虽然未能统一，却能反映出赵之谦一心想要开辟道路的追求。在此。我作了个简单分类:
（1）约三十四岁刻的《悲翁》，款云:“由宋元刻法迫秦汉篆书。”—追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强调刀笔的统一和秀美的结体。35岁刻的《会稽赵氏双勾本印记》，《之谦》连珠印，《二金蝶堂藏书》等等，是其中精品。
（2）约同年刻《魏锡曾印》，款云:“此最平实家数，有茂字意否？”—追求汉印平实中见朴茂的境界，开赵叔儒、陈巨来为代表的近代海派印风。此类以汉印为蓝本的作品是这个时期赵之谦白文印的主要取向。同年的《二金蝶堂》，35岁刻的《赵之谦印》，36岁刻的《吴潘祖荫章》等等，皆为此类精品。
（3）约三十六岁刻的《郑斋所得》，款云:“略似六国币。”—取法汉金文，追求线条的爽朗，结构的巧妙，平中寓奇。《灵寿华馆》、《镜山所得金石》等是此类名品，开黄牧甫印风。35岁刻的《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巧妙构思也是黄牧甫印风的基础。
（4）35岁刻的《积溪胡澍川沙沉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以《莱子侯刻石》为形式，以篆书为形体，追求古拙浑厚，启吴昌硕印风之萌。《灵寿华馆》（款称法啶君开褒斜道碑）等印是为同类。
（5）34岁刻的《锡曾审定》，继31岁刻《丁文蔚》之后，再次尝试单刀直入，开齐白石之先河。
（6）35岁刻的《巨鹿魏氏》，加十字界格，师法秦印，强调刀笔并重，在邓石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真正去接近秦印，古典而现代。在此之前的所谓“师法秦汉”，是只师法汉印而已。这种实践，为吴昌硕及以后的印人提供了新的模式。新发现的《灵寿华馆所藏金石记》属于此类。
37岁之后直至44岁的8年间，虽然也为自己刻了若干好章，有38岁刻的《为五斗米折腰》，约四十一岁刻的《安定佛再世坠落娑婆世界凡夫》，43岁刻的《汉学居》，44岁刻的《金石录十卷人家》等等，这是他印风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可惜，八年间所刻也不到70方。
在10年赶考，4次礼部试均告失败之后，44岁的赵之谦心灰意冷，转求实务，呈请分发，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为官是他的理想，他决心要去做一位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为此，他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爱好—篆刻。在壬申春（44岁）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又为胡澍刻下《人书俱老》之后，南下赴任，从此就“誓不操刀”（赵的江西任上同事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54岁为潘祖荫刻《赐兰堂》刻款中称：“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这是赵之谦赴江西之后唯一所刻的印章，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方章。
缺乏知音大概是他在江西不刻印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好像是失去了篆刻创作的原动力。观其一生所刻，皆是为自己及亲朋好友所作，绝无泛泛的应酬作品。他曾在杭州（42岁）以字画为生，晚年也有过应酬，但却从未以篆刻鬻食，这表明了他不愿以篆刻为生的态度。也可知其对篆刻艺术爱好的纯粹。
我们不能不为他惋惜，毕竟他是在盛年息刀的，这是赵之谦的一件憾事，也是篆刻史上的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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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在晚清的艺坛上，出了一个书画篆刻都使人为之耳目一新的全能大师，那就是众所周知的赵之谦。在书法上，赵之谦不仅精于隶书、楷书，并且对于篆书和行书也极擅胜场。有意思的是，他在《与梦醒书》中却对自己的各体书法作出了这样的自评：“于书仅能作正书，篆则多率，隶则多懈，草本不擅长，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然平生因学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这除了隐约表示了自己于书法擅长篆、隶、楷之外，对于行、草书则有些自谦。但事实又怎样呢？单就他的行书来看，其实造诣是很高的。从整体着眼，他的行书笔墨腴润，风致潇洒，有着强烈个人风格的“创新”一面，又有着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从俗”一面，可谓推陈出新、雅俗共赏。
现藏日本的《吴镇诗》一帖，堪称他的行书代表作之一。作为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行书来说，在创作时既要有跌宕的风致，又要有翩翩的运笔技巧，然后才能得心应手，合情调于纸上。赵之谦在此帖中表现出来的用笔基调，无疑是扎实而又灵动的。说其扎实，无论是点画波磔，无论是提按顿挫，全都起迄分明，交待得清清楚楚，毫无含糊拖沓的地方，可见书写之时精神是很贯注的；说其灵动，落笔重时不浊不滞，落笔轻处血脉流贯，游丝掩映，又颇得得心应手之妙。至于用锋的偏正藏露，也是随机应变，交替互出，不主故常的。而在用笔上最有特色的，则更是表现在丰腴而不剩肉、清劲而不露骨上，这是《吴镇诗》中用笔难能可贵的地方。
再从结字来看，也是很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