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赵之谦由颜体转为北魏书的指导理论。郑道昭的诸刻石，使其领悟到了“卷锋”的行笔方法。张宛邻（名琦，1764～1833年）书法，又开阔了赵之谦的眼界，使其知道真、隶的书法互用。而邓石如的书法，使其悟出了行笔的顿挫韵律。此外，赵之谦还特别称道张琦之女张纶英（1780～？年），以为“国朝书家无过阳湖女士张婉钏名纶英，郑僖伯以后一人也”。张纶英善北碑，以郑道昭为法。与赵的作品对比一下，可以明显地看出她对赵的影响。
然而，观赵之谦35岁后之书，甚至是40岁前后书，风格虽初步形成，而乏笔力，其中运笔、转折、连接，多有勉强之处。正如他在致魏稼孙函中所说的：“弟此时始悟通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迄不干净。（此非他人所能知者。兄或更有指摘，万望多告我。）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这一“起迄不干净”五字病，在行书方面，显得更为明显。大约是在40岁之后逐渐得以解决。确切说，是在赴江西任前后—44岁前后完善定格，50岁以后最终完成而至“人书俱老”之境，直逼南北朝高手，有目共睹。正如其自称：“汉后隋前有此人”，信然！
（二）上溯秦汉，下开风气，篆隶行融会贯通
赵之谦于篆书，或因其学篆刻，最初源自邓石如、吴让之，其次受同事胡澍影响。当时的篆刻，皆以小篆入印。赵之谦亦学此而只擅长小篆，大篆作品极少，能见得到的仅一横额，故不足论。清代善篆书者以邓石如为第一，这在赵的时代已成定论。其他如王澍、洪亮吉、钱坫、孙星衍等篆书高手，皆重玉筋篆，乏变化，不合赵之谦性格，故不为赵所重。邓之后，张惠言、吴让之、德林传其篆法。而同事好友胡澍则于此道有专长。赵在54岁为弟子钱式临《绎山碑》册时写道：“《绎山刻石》北魏时已佚，今所传郑文宝刻本拙恶甚。昔人陋为钞史记，非过也。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觰甫。熙载已老，觰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觰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今觰甫不知何往矣。钱生次行索篆法，不可不以所知示之，即用邓法书绎山文，比于文宝钞史或少胜耳。”这其中透出种种信息，其中根本性的则是师法邓石如。然而，赵之谦与吴让之的最大区别，便是不墨守成规，师法邓石如而不死守邓法，化人为己用。他评邓石如，天分四，人力六；而包世臣天三人七；吴让之天一人九；自己则是天七人三。凭天分则在诸人之上。因此，从心底里，他也不服邓石如，以为经过努力，除却“起迄不干净”五字病，则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
赵之谦34岁临《绎山碑》册及前后篆书作品，结构在邓石如、胡澍之间，笔力尚乏沉雄。中年为鹤年临李阳冰《城隍庙碑》等篆隶二体团扇中篆书，将结构美化到了一个极致，在邓石如、吴让之、胡澍之外，别出新意。而此新，则主要在于“结构”之美。
隶书对于赵之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附带性的书体。他曾说：“生平因学篆始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正书—北魏书是赵之谦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自称“仅能作正书”，篆隶则是为正书的学习作铺垫。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实际上赵之谦的篆书已如前述，而隶书亦自成家。
赵之谦于隶书涉猎很广，从其传世作品中便可知其所学。先后临书有：《石门颂》、《樊敏碑》、《三公山神碑》、《刘熊碑》、《封龙山碑》、《武荣碑》、《魏元平碑》、《成阳灵台碑》等等。从35岁至50岁以后，作品中皆有临汉碑者。35岁进京后，广搜碑版。曾为沈均初藏《刘熊碑》作详细考证，以天一阁宋拓本及翁方纲摹刻江秋史巴予籍双钩本为底本，逐一校勘，并作释文题记。又别出双钩之法，大量钩摹汉碑刻石。其中有《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皆稀见刻石残字。45岁为李文田补摹《西岳华山庙碑》残本96字，即因“旧双钩本”，可知其早年亦曾钩过《西岳华山庙碑》。他在35岁时刻《会稽赵氏双钩本印记》，作铭云：“不能响莪能双钩，但愿文字为我留，千载后人来相求。”可知，赵之谦于隶书，用功亦勤矣！
赵之谦初学邓石如，而后上溯汉碑。以赵之性格，不死守一法，更不拘于某家某体，甚至某碑，故其师法汉隶，终成自家面貌。其初期作品能见到的约35岁前后作，尚欠火候，或形似古人而已。中年《为幼堂隶书七言联》（40岁）、《隶书张衡灵宪四屏》（40岁）、《为煦斋临对龙山碑四屏》（41岁），则已入汉人之室，而行笔仍有邓石如遗意。晚年如正书，如篆书，沉稳老辣，古朴茂实。笔法则在篆书与正书之间，中锋为主，兼用侧锋。行笔则寓圆于方，方圆结合。结体扁方，外紧内松，宽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倾之势，奇正相生。
赵之谦作品最多、传世最广的是行书。35岁前作品多行书，皆自颜体，细审之，与何绍基有同出一辙者，温文尔雅，雄浑而洒脱。35岁时，在四月为厚夫作行书七言联：“参从梦觉痴心好，历尽艰难乐境多。”还依然颜面，而在一个月之后为子莼作行书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