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史事的动机出发来研究历史，对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史学的产生即由此始。”史学著作当以记事为目的，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的一致看法，故太史公以“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为憾事，而以“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为撰史的立足点。吕思勉说：“何谓史？史也者，记事者也。”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求真记实对历史学家著史而言既是目的也是原则，因而堪称判断一本论著是否为史学著作的试金石。蒋庆正确地指出：“孔子为何要作《春秋》，是理解《春秋》一书性质的关键。”孔子为什么作《春秋》？作者的目的也在于求真记实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度以疑古者自居的胡适就曾指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这些论述都根据作者的动机，正确指出了《春秋》的政治学性质，结论足以服人。
人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对孔子作《春秋》的动机与种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之间的显著矛盾视而不见，当与误解并混淆孔子“直”的观念和“直书”思想有关。《论语·子路》记载说，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通过玩弄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春秋时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社会现实的批评，但他在这里所追求的“直”显然并非事实的真相，而只是论者心中“善”的道德观念。是的，孔子曾有诸如“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之类的话，足见他确有注重客观事实的可贵思想；但由于《春秋》是孔子藉以表达政治理想的政治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所以贯穿其中的并不是这种求真思想，相反，指导作者进行“笔削”的正是《论语》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那种的“直”的观念而已。这种意义上的“直”与历史学家对史学客观性的追求恰好相悖逆，遗憾的是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到上述两种观念间的名实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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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并非“史义”。史学作品不仅应记载事实还要展示作者的思想，这是历史上多数学者都赞同的看法。但史学思想源于史实，且不能脱离史实而独存，这点即使极端如克罗齐、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认。《春秋》大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思想，《春秋》只是作者将政治理想赋予历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为归趋；但乃随史实之曲折而见，故谓之‘志而晦’”，“孔子因乐尧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尧舜之道为基准，是非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拨乱反正的凭借”。《春秋》大义源于作者的政治观，而历史思想来自史家对史实的思考，足见两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学者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相提并论，或以之为早期史家主体意识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为古代刀笔吏史学的首恶而大加贬斥。实则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内容、核心，以褒贬、曲笔为形式的“春秋笔法”正是《春秋》微言大义之所系，去此则大义不存。至于效法《春秋》任情褒贬，当受其批评的无疑应当是后世的误解者，又岂能以此归咎于《春秋》及其作者？
首先，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调和说”视为对顾、钱等人观点的修正也未尝不可。其次，认为《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孔子则是中国的“史学之父”或“史学之祖”。有学者认为：正如希罗多德是希腊史学之父一样，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有学者则说：“当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出他的《希波战争史》时，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经问世30多年了。”还有学者主张：“我国学术界曾把司马迁誉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父’，我认为孔子可称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祖。”实际上，凡此种种说法中无不充斥着误解，只可惜学者的理性每每为热情所蒙蔽，以致陷入为古人争讼的怪圈而习焉不察。再者，“调和论”者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不仅存在，同时正是《春秋》之所以为史学著作的关键。有作者这样评论说：“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崭新的姿态。《春秋》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不再是历史记录，孔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实际上，论者之所以将《春秋》的微言大义解释为“史义”，乃是源于对近代西方史家关于史学著作应表现作者思想这一观点的误解。
作品价值
《春秋》虽然不是历史学著作，却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