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原有信仰。新创之周实际上是一个诸部族的大联盟。周人在这个超越部族范围的政治力量上，还须建立一个超越部族性质的至高天神的权威，甚至周王室自己的王权也须在道德性的天命之前俯首。
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周文化的共同体。周人克商，又承认商人曾克夏。这一串历史性的递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接，代表了一个文化秩序的延续。这是周人“华夏”世界的本质。中国人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中国的历史，从此成为华夏世界求延续，华夏世界求扩张的长篇史诗。中国三千年来历史的主旨是以华夏世界为文化主流。四周的四裔必须逐渐进入这个主流，因为这个主流也同时代表了天下，开化的天下。西周中期以后，周人对西北采守势，当系由于以草原文化为主的西北，本来不是农耕的华夏文化所能进入。周人对东南采攻势，则因为当地农耕文化的地盘，原与华夏农耕的本质只有程度的高低，没有根本性的互斥。
分封在外的诸侯，一方面是华夏的代表，一方面也与各地方原有的文化接触与交流。西周三百多年来，华夏意识渗入中原各地，自西徂东，无往而没有分封网的触角伸入各地，当地文化层次，一方面吸收取新成分，一方面反哺华夏文化，经过三千多年的融合，西周代表的华夏世界终于铸成一个文化体系，其活力及韧度，均非政治力量可以比拟。这一面过程中，政府不复仅以人治为本而趋于组织化与制度化。封建的分封制度不再只是点状的殖民与驻防，而趋于由邦国与田邑层级式的组织。甚至世官世禄的贵簇社会，也因若干新兴力量的出现，而较为开放。华夏世界的韧力，经厉王幽王两度丧乱的考验，王室的威权削弱了，但是华夏世界凝聚性之强，足以维护其世界于不坠。平王东迁，王纲不振，这一个政治体系竟可由强大的诸侯接过去，依旧维持了对外竞争的团结。齐晋先后领导华夏世界抵抗戎狄，攘御荆楚，只能归之于华夏世界内部因共同意识而产生的文化凝聚力。
另一方面，西周文化不断扩散，其文化的同化力也极为强大。任何文化体系本身若不具有普遍性和开放的“天下”观念，这个体系就难以接纳别的文化成分，也难以让别的文化体系分享其输出的文化成分。华夏文化在西周形成时，先就有超越部族的天命观念以及随着道德性天命而衍笺理性主义。为此，华夏文化不致有强烈的排他性。西周一代，周人文化的扩散，正由其不具排他性。春秋时期，南方的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相激相荡而终逐渐融合，为华夏文化增添了更丰富的内涵，对南方文化的吸纳而统摄为更广大的华夏文化，这一成就，也当归功于华夏世界有广大的包容性及开放性。
华夏文化体系，兼具坚韧的内部抟聚力，及广大的包容能力，遂使中国三千年来不断成长不断扩大，却又经常保持历史性共同意识。世界上若干伟大文化体系中有些有内聚力强的特质，如犹太文化系统；也有的包容力特强，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两大系统。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却兼具两个特点，而且都异常强劲。
西周，是孔子心目中的典型，“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正因为他体认了华夏文化的性格。儒家学说是华夏文化的阐释，儒家理想人格是择善固执，是以仁恕待人，这种性格，可称为外圆（包容）内方（执善），也正是华夏性格的化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而其成形期，正是在西周形成华夏文化本体的时候。
[编辑本段]
二、东周时的东西周分治
东周时期，周考王于公元前425年（周考王15年）封其弟于河南地，建立周公国，是为西周桓公。这是周王朝最后一次分封。自从这次分封后，周王的土地全部分封完毕，连自己也是寄居于此周公国，此时的周天子已与乞丐无异。
周桓公死，其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周赧王时，周惠公封其小儿子於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东西周分立，西周都河南旧于王城，东周都巩。
西周自立国以来，一直采取讨好各大强国的政策，尤其是秦国。秦国和周围列强经常向西周和东周征收赋税和兵源。周时，西周和东周常相互倾轧攻伐。
周赧王在位时，周天子地位已经完全徒有虚名，其土地（周天子的王畿）也被韩、赵一分为二，以洛邑之河南王城为西周，仍都洛邑，以巩附成周为东周，分别由东、西周公治理，周天子由成周迁于王城，依附于西周公。
前256年（赧王59年，秦昭襄王51年），秦兵攻打西周，赧王听西周公之言，以西周三十六城、三万户降秦，秦王将周赧王贬爵为君，西周公为家臣，封于梁城(今陕西省韩城县南)。赧王至梁城一月而死，国除，置九鼎于咸阳（途中一鼎落于泗水）。自次年起（昭襄王52年，前255年）史家以秦王纪年，然东周尚存，周朝尚未彻底灭亡。
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东周君欲趁秦连丧昭襄、孝文二王合纵伐秦，秦庄襄王以吕不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