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粟、麦、糜、黍，亦从回纥人引种了“回纥豆”和西瓜。契丹农业的水平，以下一些数字可帮助了解梗概。977年（辽保宁九年），景宗为援助北汉，曾“赐粟二十万斜”（20万斛粟可能为南部或西南部汉人生产）。圣宗时耶律唐古因在胪朐河“督耕稼”有方，被调屯镇州（治所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东青托罗盖古城），“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由于辽圣宗积极倡导农业，经过兴宗、道宗两朝，契丹农业进入鼎盛时期。其间，因粮食有余，东京道和上京道的50余城以及“沿边诸州”，都设立了储粮备缺的“和籴仓”，每仓大略储粮有“二三十万硕”。当然，由于契丹人的居住地区皆少雨和无霜期短，畜牧和戍边占去很多劳力，许多从事农业的契丹户又为半农半牧，故对契丹人的种植业所达到的水平，不能估计过高。
畜牧业是契丹人的传统产业，向以畜牧、败渔为稼穑。922年述律后谏止阿保机南攻镇州云“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反映了契丹国初期，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居首要地位。由于畜牧业的兴衰不仅与经济生活有关，且“滋蕃群牧，务在戢兵”，直接对其兵力的强弱，国防的巩固有影响，故契丹统治者建国后在积极引进汉族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推进本民族农业发展的同时，亦未放松对畜牧经济的发展。
1086年（大安二年），道宗耶律洪基因马匹“蕃息多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升爵，可见其对畜牧业重视的情况。
畜牧生产有公养。私养两种。公养即所谓“群牧”，契丹国设有西路群牧使司。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浑河北马群司、漠南马群司、漠北滑水马群司、牛群司，下设太保、侍中、敞史等官员管理群牧生产；私养即契丹部民的家庭畜养。畜牧业的全面发展情况，时人没有留下记录。从上述仅官马一项就达到100万匹，可见官养和私养的羊、驼、牛、猪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特别是作为契丹人肉食的羊，数量当在马匹之上。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有两个因素应该谈到：掠夺邻近民族的牲畜和被征服的属部、属国的纳贡。阿保机在建国前攻克河东、代北九郡，一次就掠回牛、羊、驼、马十余万。建国后，西征突厥、吐浑、沙陀诸部，又获“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
919年北伐乌古部，掠得“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后来，由于周围诸游牧部族均先后被征服，通过战争掠夺变为从纳贡中获得。规定东丹国年贡马1000匹，女真、直不姑等10000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20000、匹，西夏、室韦、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俪等各300匹……契丹统治者遇有籍口征伐，他们是从来不放过掠夺牲畜的机会的。如圣宗时，耶律斜轸等征女真，一次就掠马20余万匹。上述获得的牲畜，被置于群牧司喂养。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从建国至圣宗时一般讲来是比较平稳的，后来有过起落。影响畜牧业下落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辽朝由盛转衰，国有群牧管理松弛。道宗时，马群太保肖陶隗曾上书：“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经过整顿后，牲畜才“岁以蕃息”。二是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牧场缩小，1075年（辽大康元年）耶律乙辛请赐牧地，时为群牧林牙的耶律引吉说过，“今牧地褊陋，畜不蕃息”。三是暴风雪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死亡。历史上屡见不鲜，最严重的几次是在1082年（辽大康八年），因大风雪，“牛羊多死”。次年四月，又因大雪，“马死者十六、七”。肖陶苏斡在辽道宗乾统年间任漠南马群太保，因“大风伤草，马多死”，被免官。由于契丹人经营畜牧业一直是令“其自就水草”，马“蹄毛俱不剪剃”，未越过自生自长阶段，无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能不使其畜牧业发展受到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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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
契丹人在荒漠的草原上筑起都城、市镇。而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捺钵（契丹语“行宫”的音译）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使汉人为其开垦农田，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辽代的冶铁业发达，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工艺精湛。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被并列为“天下第一”。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