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的时代。帝国的历史消失后，多元化的封建国家政治开始了，一个几乎延续至今的欧洲国家的主要划分格局形成了。
匈奴后裔
有些学者认为匈奴4世纪西迁到了欧洲东部，并入侵欧洲，与第4、5世纪侵入欧洲的匈人有血缘关系或系同一民族。匈人驱逐日耳曼人等野蛮民族使得蛮族大迁徙，从而灭亡罗马帝国。
《三国志》为：“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在中国古书中，“大秦”即为罗马帝国。《史记》为：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北史》中那段记录的是该国遣使节到北魏。匈奴灭其国的“已三世矣”即75年，而遣使节到北魏为西元445年，正好为西元370年左右，与欧洲记录一致。
另外，有少量的匈奴邦彻底消失在异国，在东、西罗马帝**队服役的匈奴军人不少，大多驻扎在北叙利亚、北非洲与南英格兰地区，有几个匈奴邦随西哥特人进入法国与西班牙，有一个匈奴部落随东哥特人进入意大利。有人认为今天的匈牙利人就是匈奴的后裔，这个问题现在仍是个疑问。
匈奴语
《后汉书》中有一首《匈奴歌》，不少学者用蒙古语、突厥语、叶尼塞语言等进行过分析和解读，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除此之外，匈奴的人名、部落名、地名和称号都可以用来研究匈奴语。例如：“撑犁孤涂单于”据说在匈奴里有“天子”的意思，其中的“撑犁”（上古汉语*thrangrii）和“单于”（上古汉语*dar分别和蒙古语的tngri“天”和daruγa“君主”相似。
关于匈奴语的来源，由于资料阙如，很难得到肯定的结论，有些认为匈奴人讲蒙古语，而其他则认为他们的语言属于叶尼塞语系。
匈奴战马
阴山等地的岩画中出现的牵马图和骑马图表明在5000年左右，北方草原民族已顺利完成了对马的驯化。正是由于对马驯化的成功，带来了草原划时代的变革，使草原经济逐渐由畜牧转变为游牧，点燃了灿烂的草原游牧文化的火炬。由于马的乘骑，彻底改变了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方式。尤其是马的迅捷和灵活，给草原民族的军事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和优势，也赋予了骑马民族战斗的人生，马成为草原民族生死与共的朋友。
外贝加尔、蒙古和内蒙古地区发掘的上千座匈奴墓葬显示，用马头陪葬是匈奴民族的重要习俗，马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匈奴民族竞争力的源泉。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和平时期它更多是作为交通工具，战争时期，它就成为战马。从出土实物看，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蒙古马。蒙古马虽不十分高大，但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因此，蒙古马作为草原战马更较其他马种占有优势。这些优良的战马再配上先进的御马工具——马笼头和便于乘骑的马鞍，大大增强了匈奴军队的战斗能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种“尽为甲骑”，表明战马是匈奴军事的重要组成元素。“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充分显示了匈奴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匈奴兵器、头饰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考古发掘资料与此正相吻合。匈奴墓地发掘情况显示，兵器一般出土于男性墓葬中，以铜、铁、骨、木质地为主，主要有弓、箭镞、刀、剑、矛、斧、等。
匈奴的弓多木质，上有华丽的装饰构件。由于木头容易腐朽，目前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匈奴弓，大多是一些残留的弓饰件，具体形制无法得知。但根据弓腐朽后残留的痕迹看，其长可达1.3米。
匈奴箭镞形制多样，有铜、铁和骨三种质地，其中包括著名的发信号用的匈奴鸣镝。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可确认的匈奴鸣镝，但我们可从稍晚的契丹族鸣镝得到启发。其他的作为兵器的匈奴箭镞出土数量众多，尤其是在外贝加尔南部、蒙古北部和中部地区出土的箭镞特征鲜明，散发着慑人的力量。看着它们至今依然锐利的前锋，再假以弩机或剽悍的神射手弯弓发射时的威力，人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们巨大的杀伤力和穿梭于刀光剑影中生命的脆弱。
匈奴刀剑多以铁制成，还有少量的铜刀。刀大多安装有木柄，分直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几种形制，刀鞘带有装饰物。匈奴短剑多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具有较明显的鄂尔多斯式短剑的风格，双刃，柄末端常装饰有动物纹饰，有的为铃首或环首。长剑一般长1米左右，双刃，有的有柄，有的无柄，多锈蚀严重，难见其原来面目。匈奴墓葬中出土的斧、矛和戈应是对中原兵器的引进和借鉴。这些匈奴短兵器在辽阔的帝国疆域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具有鲜明的匈奴族特点，与其他民族的兵器有较明显的区别。
综观匈奴的兵器，可以看出具有鲜明匈奴特色的为弓矢和长剑，刀子和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