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也只归结为一点，亦即“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如此而已。洗心退藏之举，已带上了儒家“慎独”修行的意味。因此说易学是幽深而寂寞的，它其实是一种非常自我、非常私密的修炼之学。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是一种泯化四道，同归于一的“灵感教示”。又“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也明显表现了传易者“神道设教”的良苦用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近似于宗教的人文意识呢？这似乎与当时的“末世”危机息息相关。易讲求“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就有吉凶趋避之道了。而又“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则表明那个时代的没落与式微。“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没世”，即此义也。《易》（《周易》）成于殷末周初，因于时势，是一种直接指向现实利用的产物。易传之谓“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正是对《易》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最好注脚。
五《易》乃变通之学
易乃贤者之道。贤也者，道德之化身也。道明于时，德昭于义。道秉乎天，德存乎人。易乃人天不二之学，强调对“时义道德”的顺应和修行。所谓“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从易之为学的意义上讲，最重要还在于“趣（趋）时变通”，此易学之大义所在。再从易之为用的角度看，关键还在于利用者的德行若何。所谓“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已将德行与神明并为齐观，由此更可得出《易》是人文的而非神道的论断了。归根结底，《易》之为学为用，始终强调一种入世济时的“圣贤”风范。这正是儒家精神思想在《易》中深刻的传承贯注。不可否认，也只有在《易》的天地里，儒家式的襟怀才得以如此酣畅淋漓的体现和发挥。传易者成功地将一个大变革时代所反映的最瑰丽最神奇的人文之光，通过《易》而照彻了中国几千年治乱兴衰，莽莽苍苍、滔滔不尽的忧患史。
再没有比《易》更让我感到心灵震颤和精神充实的典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