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就有在平台召对大臣问策地制度。崇祯帝曾经在这里两次召见袁崇焕。袁崇焕“五年可平辽”地大话就是在这里放出来的。
当时崇祯帝才刚刚即位，还只是个十八岁地小青年，听了这番大话之后可真是热血激荡，当时就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加兵部尚书衔，再赐尚方宝剑，对治下地方官员有先斩后奏，生杀予夺之大权。
可惜地是，袁崇焕这书生最终并没能在五年内平辽，反而自作主张杀了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建奴在没有了后顾之忧后。遂于次年破关而入，缺乏军事指挥能力的袁崇焕又犯下了一连串的军事指挥错误。致使建奴大军直趋京畿，给年轻的崇祯帝还有京师百姓造成了极大地震动，最终也给自己惹下了杀身之祸。
凭心而论，袁崇焕是个深受儒家理学熏陶的封建儒生，忠君思想在他脑子里早已经根深蒂固，他不可能放着好好的大明臣子不当，却主动投靠建奴当个奴才，袁崇焕也不是个拥兵自重的军阀，假如袁崇焕真想当个拥兵自重的军阀，崇祯帝要想杀他就没那么容易，他也不会在牢狱中劝祖大寿回救京师。
袁崇焕算得上是个有胆有识地忠臣，他地悲哀在于他只有背负百斤的能力，却自不量力硬要挑上千斤重担，最后被压垮了，他之所以被有些所谓的“史学家”鼓吹为大仁、大智、大勇、大廉的民族英雄，其实是因为他的下场太惨，最值得同情，仅此而已。
崇祯帝又要在平台召对大臣了，这次是孙传庭。
崇祯帝望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孙传庭，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希望孙传庭能够力挽狂澜击退北京城外的建奴，可另一方面假如孙传庭真的击退了建奴，那么崇祯帝当初支持杨嗣昌却把孙传庭下入大狱不就错了吗？
崇祯帝问道：“孙爱卿，三十万建奴云集北京城下，局势危如累卵，不知爱卿可有什么良策能击破建奴？”
孙传庭自信满满地说道：“万岁，建奴虽号称三十万，臣以为最多不过十万，假如建奴像前两次毁关入寇一样，只想在中原掳掠一番，臣未必奈何得了他们，可建奴如果不自量力想强攻北京，臣却有十分把握令其铩羽而归！”
兵部左侍郎倪元潞问道：“孙大人怎么就敢肯定建奴最多不过十万？”
孙传庭道：“建奴不过是辽东一个野人部落，人口不过二十余万，再加上连年征战，族中壮丁最多也就五、六万人，再加上所谓地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最多也就十五六万人，大同一役，王总兵斩四万余级，由此可以断定，北京城外地建奴最多也就十万左右。”
群臣听得连连点头，孙传庭这番话听说有理有据，至少听起来满像回事。
崇祯帝道：“就算建奴只有十万，那也非同小可，爱卿还没说退敌之策呢。”
孙传庭道：“臣的退敌之策很简单，京师各府、各县所有百姓、牲畜、粮食一律撤入城内，深沟高垒不与战！待天气转暖，建奴粮草耗耗殆尽，不战便可尽退其兵。”
陈新甲道：“建奴如果强攻呢？”
孙传庭道：“建奴敢强攻那是自己找死，北京城头地两百门红夷大炮可不是吃素的。”
周延儒道：“建奴如果效仿大同之役掘地炸城又该怎么办？”
孙传庭道：“建奴能炸开大同城墙，是因为大同守军事先缺乏防备，北京保卫战我们能提前做好准备，又岂能让建奴得逞？退一步讲，就算建奴真的炸开了城墙又能如何，只要有红夷大炮守着，建奴还是进不了城！”
经孙传庭一通分析。崇祯帝和一班大臣终于放下心来。
崇祯帝的心思很快就转到建奴退兵之后的长期国策上来，接着问道：“孙爱卿，建奴退兵之后。又该如何？”
孙传庭整理了一下脑子里的思路，肃容说道：“万岁，臣以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万历新政。只有恢复了万历新政国库才会充盈，只有国库充盈了，才有足够的钱粮编练新军，才可能平靖辽事。剿灭流贼。”
所谓万历新政就是指万历年间由内阁辅张居正领导地一次变革，这次变革包含改革吏治、推行考成法、清丈土地、清理王公贵戚、士林豪强隐瞒的庄田并推行按亩征银的税收一条鞭法。
大明立国以来，皇亲国戚是不用缴纳田税地，中过秀才的士林诸生，不管有没有中举。有没有当官。他们的田产也是不用向国家缴纳田税地，到了崇祯年间大明朝共有二十多万皇亲国戚以及近百万士林诸生。
可以做个简单的计算，假如平均每个皇亲国戚拥有田庄一千亩，二十多万皇亲国戚就拥有两亿亩田庄；假如平均每个士林诸生拥有田庄一百亩，百万士林诸生就拥有田庄一亿亩，两相加就是三亿亩田庄，而大明朝全国的土地也不过八亿多亩。
这两个庞大的特权集团霸占了全国大量地土地，造成国库税银的大量流失！
万历之后，大明朝天灾不断。兵祸连结。以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朝廷既要对建奴用兵，又要镇压流贼，迫不得已只能加赋，多出来的税赋当然只能加到普通百姓头上，这时候最荒唐的事情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