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7年10月8日，陆奥宗光政府向共和国外交部发出求和电文。同日，共和国外交部回执电文：若日方有意和谈，则交战之日军必须放下武器，无条件向共和国国防军投降。国防军保证投降日军之生命安全，但有权利对日军侵入中国、朝鲜期间犯下罪行的个别日军，进行公开审判。
十月九日，日本政府同意共和国的议和条件，宣布交战区域之内的所有日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向国防军投降。同日，以陆奥宗光为首的日本代表团，乘坐英国游轮玫瑰号开向天津。在天津，英美法德俄等国将派出代表，就停战以及和谈一事进行公证……日本人实在等不起了，对于他们来说，既然结局已经注定无可挽回，再纠缠过程只会更加令人痛苦。
就在日本人发出照会的前一天，整个日本国内的民生已经凋敝到了无可附加的地步。而曾经寄予厚望的战场，在朝鲜，二十万日军丢盔卸甲，根本顶不住国防军潮水一般的攻势！没有补给，陷入死地，日军上下早就心气全无。
国防军一步步逼近，二十万日军只能不停地后退，被压缩、挤压在狭小的空间内。每逢接战，还没有短兵相接，往往是一阵炮火攒**，日本兵便已经顶不住。大多数人依旧在后退，聪明点儿的干脆扔了武器，抱着脑袋跪地投降；被严重**的，干脆丢了武器扭头就扎进了马息岭群山，当起了野人。几万号人，枪膛里不见得能有子弹，又要面对原始森林，又要面对愤怒的朝鲜民众，最后能走出个零头就不错了。
江北的日本更加不堪，被国防军如同赶鸭子一般没头没尾地向南疯跑。这一路上追击的国防军没打死几个日本兵，往往是前锋追到，阻击的小日本放上几枪，待国防军一上来便跪地投降。十万日军，撤到扬州的不过三万出头。而且此刻，北有如潮涌来的追兵，长江上还横着一直昼夜巡视不停的舰队。三万日军生生被堵在了扬州，进退不得，如同复制朝鲜日本一般，陷入死敌，败亡难逃！
这个时节，来自大本营投降的消息一传出来，除了几个神经不太正常的小鬼子咒骂不休，不停擦拭武士刀，也不知是打算自杀还是要杀人；大多数的日本兵，无不松了口气。那种摆脱苦难，如释重负的心境，恐怕就跟敦刻尔克大撤退时候的英国兵一样。紧接着，死气沉沉了十几天的军营里头，骤然就松快了起来。好些个日本兵居然还有了笑模样……尤以第四师团为甚，这帮大阪的商贩，从来就不当天皇是根儿葱，于他们来讲，保住小命比什么都重要。抱着这种心理，不少的第四师团士兵，趁着日军上下松懈，大白天偷偷溜出去，绕着扬州城专门找富裕的人家，神秘兮兮地敲开门，将手中的布包展开，而后贼笑着，用半生不熟地汉语说道：“中国地大大地厉害，日本地打不过……我们地要回去啦，土特产要不要？”
（第四师团之所以如此，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大名，而大名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大名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于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还是不死。看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则。）**北风，吹散了积聚长江上空许久的乌云。日头出来没多久，本就被吹尽**气的地表，逐渐干涸变得坚硬起来。
扬州城外，数万国防军将士整齐而列，排成了整整齐齐的方阵。从军官到士兵，所有人都穿着笔挺的墨绿色军礼服。枪刺闪亮如林，指挥刀反**着日光直刺眼睛。最前方，一名高大的棋手执旗，身后并排站着张成良与段祺瑞。这俩人便是今天的主角。本来象受降这种长脸的事儿，何绍明是巴不得去抢。可他仔细一琢磨，对方投降的不过是个将军，自己好歹也是个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身份怎么看怎么不对等。要是由着**子去了，这不是丢自己脸么？索**就把这长脸的事儿交给了张成良。自个儿偷偷躲在马车里，举着望远镜，好歹能看个过程。
扬州城门已经打开，儿玉源太郎有些呆滞地看着四野布满了的步兵方阵。就在昨天夜里，两位大将黑木为桢与奥保巩，相继饮弹自尽。日本已经接受了中国的条件，这就意味着作为军事长官，他们这些高级军官绝对会成为战犯。落在人家手里，生死难料。就算侥幸逃过一劫，作为战败者，他们甚至已经被国内的民众定义成了罪魁祸首，可以想见，即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