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把存折又塞回到谢言手里：“爸妈的钱咱们不能用，这是他们一辈子的积蓄。人家说养儿防老，咱们不但不能养爸妈，反而要动他们的老本儿，我心里，过不去。”谢言低下头，望着手里的存折，嗓子里像哽了一团棉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海洋把妻子搂进怀里，用下巴抵住她的额头，用这个动作无声地传递自己内心的歉意和感激。
范磊买只鸡竟然一去不回，老太太心里大是生疑。就算像海洋说的，公司有急事需要人出差到天津，何必非得在春节前夕派自己的小舅子去，再说了，什么急事连回家拿趟换洗衣服的工夫都没有，带着鸡就奔去了？到这天腊八粥也喝完了，范磊还是杳无音信，连个电话也没往家打过，琢磨来琢磨去，老太太始终担心，是范磊因为水灵孩子掉了而心里闹了别扭。范磊是个好人没错，可不是圣人，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孩子，结果就这么没了，就算他怨水灵也情有可原。眼看年三十儿已经在眼前了，要是那个时候范磊还不回来，这个家估计就是真的要散了。苦命的水灵啊，这个比谁也不差可偏偏多灾多难的小闺女。老太太想着，情不自禁就想掉泪。
电话铃在这时响了。老太太随手接起来，漫不经心地应着：“噢，你找他呀，他不在家，你有什么事，回头我转告他行不行？”老爷子不知对方说了些什么，他只看到老伴的脸从发愁到吃惊，然后变得越来越冷峻，两个眉头紧紧地拧在一起。
海洋再次去医院里看受伤的工人老张，谢言特地请了假陪他一起去。当时带头找他闹事的工人叫大丰的，还有其他几个人都不在，病房里只剩下一个15、6岁模样的小工人陪护着伤者。他们说大丰带着几个人去找李制文了。海洋没有在意，和在场的几个工人认真地谈了谈，说服老张给写了个简要的经过说明，又嘱咐老张有什么需要就给他打电话，然后跟谢言匆匆忙忙直奔了拘留所，把材料拿给王队。
“王队，您看后天就是年三十儿了，我妹夫他……”海洋紧张地紧盯着低头看材料的王队的嘴，非常希望从那里出来的话是“放心吧”或者“没问题”。可是王队看完了之后，只点点头含糊地回应说：“今天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员出去了，明天我把这个证明交给他，看看有没有通融的余地吧。”
没辙，海洋和谢言还得千恩万谢地告辞出来。能做的工作都做了，范磊能不能在三十儿以前出来还是个未知数，这让两个人都觉出了很沉重的挫败感。往公车站走着，谢言突然重重叹了口气道：“家里最近这是怎么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海洋，你说咱们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怎么霉都倒一块儿了呢？”海洋跟着长叹一声，沮丧地说：“我也这么琢磨来着，可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我究竟干过什么坏事。”谢言皱着眉无奈地点点头：“也可能是天将降大任于你，先劳你的筋骨，再饿你的体肤，让你把霉都倒尽了，好运就该来了！”“但愿如此吧！”海洋在心里咀嚼着“否极泰来”这四个字，苦笑了一下，接着说道：“要真那样，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海洋想不到，刚一到家，就真的有场能让天地变色的暴风雨在等待着他。老太太没招呼他，甚至什么铺垫都没有，就铁青着脸把一张存折，还有原封未动装着那二万块现金的“西城区公安分局”信封拍在他面前：“这是我和你爸的棺材本，全在这儿，一共八万，再多，妈也拿不出了！”海洋和谢言莫名其妙，诧异地问母亲这是干什么。“干什么？”老太太的声音里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你说干什么，把这钱该给谁给谁！我们老乔家没有欠账不还的规矩！”
细询之下，海洋才知道，那个大丰找不到李制文，就把电话打到了自己家来，他想跟母亲说明这钱并不该赖在自己身上，可是没解释两句，就被老太太斩钉截铁地打断了：“我不管你们说的那个钱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些民工的钱你得给人家！”她把存折和信封又往海洋面前推了推，语气缓和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妈也跟那人打听了，知道这事不全怪你，是有人卷了你的钱，可咱们一码说一码，不管谁欠谁，先把那些孩子的钱给结了。我们不懂你那些什么管理什么的，但是让那些孩子大过年的一分钱也拿不上，我们心里过不去！”在一旁默默坐着的老爷子此时插话道：“我跟你妈知道你们的品性，所以我们合计了，你们不付这个钱，八成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我们吃喝都你们管着，这些钱我们留着也没用，你们就拿去赶快把钱给人家分分，让人家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也争取尽早能让范磊回来。”
老爷子说出这些话，谢言并不会觉得特别惊讶，可是老太太竟然有这样的胸怀，是她此前从未发现的。她想起不久之前自己说海洋和家人从小地方出来却好端大架子的话，感觉有些惭愧。婆婆是没多少文化，公公也是小地方出来的，可他们身上有着众多所谓的城里人、知识分子都不具备的正直与纯朴。这些品质是与生俱来的，像胎记一样忠心耿耿地跟随着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就闪耀出光芒。自己又有什么资格为了学校里几年浸淫读到的一点死书而看低了他们？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