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许多人特别醉心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所谓雄才大略，常常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这位皇帝的穷奢极欲和凶残暴虐。事实上，假如不是他倾全国之力和数代人的积蓄打败匈奴，的确建立了开疆拓土功业的话，汉武帝刘彻其实应该被列入中国最坏的皇帝之列。
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汉文帝则可以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汉文帝以圣徒般的德与行，开创了一个安静祥和的世道，以至于两千年后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清静温馨。与他比较起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少了一些仁慈大度，多了一点莽撞戾气。好在他总算继承了父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结果，经过文、景两代皇帝的治理，全国仓库里的粮食已经储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库里则堆满钱币，就连串钱的皮绳都已朽坏。这就是文景之治时的盛况。
可惜，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蓄下来的财富挥霍一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划着如何盘剥百姓，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被秋临江变法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秋临江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贯与告贯制度，算贯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贯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凡告发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一半。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贯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其情形，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后来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就大体可以明白。
以云铮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从历史记，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破坏相当惨烈。当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奴隶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仿佛。于是，中产阶层以上者大抵破产。”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记载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眼下秋临江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云铮所知道的历史中，有一本现在可能不会再出现的巨著《资治通鉴》，在这本书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改过;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眼下秋临江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等人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云铮这个后来人的眼光去看待，如何不能看出其中的危害来？所以他不可能对这种做法报持希望。
顾恒和秋临江从朝堂开始争论，下朝之后又在内阁文华殿里争论，直到万昌皇帝来了，依然在争论。但万昌皇帝只是一边面无表情地听着他们你言我语往来不休，却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奏折，看得十分仔细。
奏折是户部右侍郎、清查江苏吏治钦差大臣云岱星夜呈上的。
奏折很长，洋洋洒洒几近万言，其中很详细的谈论了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云岱认为，这个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层极深的含义常常被人忽视，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变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类的表层含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