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下国家之意”，基相同的，无有先后高下之分。
所以秋某以为，“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秋某所说的改革，就不至于把天下人吓得晕头转向惊的目瞪口呆，“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基本上，秋临江的这一套开场白，已经算是非常温和平稳了，在眼下世家与寒门共分天下的情况下，要提出改革，必然会遭到强烈反对，秋临江早已有所预料，他也并不想“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如果事与愿违，那就实在不是他秋临江的过错，而是那些腐儒们太不成器，立而不坚，坚而不挺，挺而不久。
秋临江继续说：以现在的国内形势来看，老大你虽然想搞改革，“合于先王之意”，却一定不会取得什么成绩。老大你品行不错，“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再加上一番努力，本应是心想事成，所向无敌的，为什么我还要说“其势必不能”呢？因为现在天下人才不足。
秋某曾经冷眼旁观，遍察当今“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既然高层缺乏人才，那么就有可能在社会底层潜伏着大量不为人知的人才，但秋某“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也没发现多少人才。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的教育体制出现了问题，读书出来的都是一些文凭高能力低的废才。
秋某以为，“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我在本职工作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一省之内，“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能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以圆满完成自己的职责的官员，少之又少。而那些笨蛋，“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而能把先王的立法精神和当今的现实结合起来进行改革的人，“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当官的却并不能认真推行以使老百姓得到一点实惠，有些官吏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好事变成坏事，“缘之为奸，以扰百姓”。
所以，秋某以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但谁能深刻领会老大您的意思并积极推行以使老百姓人人得到实惠呢？秋某以谓：难！
孟子又曰过：“徒法不能以自行”，只有好的法是远远不够的，说的就是这回事，“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如果能培养大量的合格人才，“然后在位之才”，才可以有选择的余地，有了人才，才可以根据“时势之可否，人情之患苦”，毅然“变更天下之弊法”，以符合“先王之意甚易也”。
……
在此篇《上万昌皇帝言事书》中，秋临江首先从政治改革的要求出发，提出了人才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他分析当时人才严重不足的状况：一方面，“在位之人才不足”，“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不但如此，这些人还往往借推行变法而骚扰百姓，使新法反受其污，百姓反遭其害。”另一方面，“草野闾巷之间”，人才也未见其多。这就是说，由于不重视教育和培养，以及人才的选拔导向不当，整个社会已处于人才的严重匱乏之下，“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蒙其施者乎？”因此，要想进行社会改革，就必须首先改革这种人才缺乏的状况，选拔和培养改革事业所需要的人才。
在秋临江看来，人才是变法的根本和核心，变法的主体是人，而变法首先也是为了人，人的改变是变法的先决条件和最后归宿。没有众多的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要变更法制，刷新吏制，整顿财政，维护国家的安定，使国富民强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番见解，不可谓不对，只是这其中有个大问题，那便是这人才选拔制度乃是大魏开国时所定，就如内阁的“四加三”一样，名门世子与寒门士子共分天下。（不是平分哈）其实但凡读书人，都知道这个制度是不公平的。可是根本没有人会站出来说，因为世家贵族在大魏掌握着连皇帝也要顾忌的大权，若是世家贵族一齐反对，则皇帝的圣旨根本发不下去。然而这个新任左副都御使秋临江刚一上任便把这个事情给捅了上来，其胆量何等巨大！
此万言书所述者颇多，而其关键却在人事。
秋临江认为，培养人才，是国家政治的首务，是“人主”的神圣职责，“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指出，周继商而立极，就是因为“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所以出征能制胜敌人，守国能修好政事。宣王之所以能中兴，就是因为宣王器重仲山甫，并通过他来刷新天下士子，振兴人才，才出现了“宣王中兴”的大好局面。周朝兴衰的历史说明，“人主”是否重视人才，事关重大。
因此，要培养社会国家所急需的人才，首先要求“人主”要有“至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