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引发的问题。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到战国时期正式确立，如果没有意外，将一直延续两千多年。这其中包含有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
国家土地所有制，即国有土地。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历代封建政府和皇帝都直接掌握着一部分土地，各朝各代的皇庄、王田、军屯、民屯等都是国有土地，尤其以北魏、曹魏、隋唐为最盛。国家占有大量的土地，一方面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为巩固国家政权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封建社会，土主要的生产资料，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也就掌握了社会的经济命脉。
农民土地所有制，即个体农民的土地。个体农民拥有的土地虽然不多，但人数最多，向国家交纳赋税，服兵役和徭役，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能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最主要基础，所以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植，凡是明君圣主都非常懂得爱民、养民，以民为本。
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地主拥有土地。地主，是封建社会的富人阶级，出租土地，剥削贫苦农民，是人人向往的社会角色。他们有钱有势，很容易挤进国家官员队伍中去，借助国家政权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地主阶级有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有文化，有能力，是国家官员的候选人阶级。不管是论经济优势，还是论文化，地主阶级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特权阶级，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封建社会中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
所以，皇帝要治理国家，就必须把这三种土地所有制，把国家、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处理好，协调好。通常所谓的明君，就都是把这件事请处理好了的。
在云铮看来，江南眼下出现的问题，就是典型的地主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导致的。在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土主要的社会财富，土地多少是区分富人、穷人，地主、农民的唯一标志。在由此产生的两种土地所有制中，最不安分，最不稳定的是地主所有制。各朝各代的君主厉行**，但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自上而下地对功臣、宗室和贵威，大量地赐土封户，以保证他们对自己效忠。于是，这些功臣、宗室和贵威，不仅政治上得势，享有种种特权，经济力量也迅速膨胀。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优势，他们大量地兼并土地。在一个政权建立之初，社会经济凋零，国贫民弱，地主和农民都不富有，贫富差距不大，所以，轻徭薄赋、养民爱民是立国之本。随着经济的复苏，社会财富的积累增加，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稳定，地主阶级依靠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开始扩充财富──兼并土地，兼并扩充的目标有两个：国有土地和农民个体土地。对农民的土地，以强凌弱，巧取豪夺，最后的结果就是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加大，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和引发农民造反起义，冲击国家政权，威胁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但由于利益的驱动，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兼并是绝不会适可而止的，而是“多多益善”。能够协调、限制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只有皇帝、国家。在皇帝眼中，地主、农民(富人、穷人)是都不能舍弃的。地主阶级，是国家官员的主要来源基地，其中的优秀分子，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必须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利益（俸禄，或赏赐土地），以让他们积极地、心甘情愿地给皇帝和国家服务。农民，国家税收的最主要来源，不能过度地剥削，要限制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兼并。
正常情况下，每当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加剧时，国家就有必要进行调整、改革，来限制兼并，缓解社会矛盾，以确保国家利益。
这让云铮想到了自己原先那个世界的历史当中出现的宋朝，那个时代有一场很出名的变法——王安石变法。这个变法搞得轰轰烈烈，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这个变法所提出的条款基本上都是很好的，可是却失败了，为什么？首先要看在改革过程中，谁受益、谁受损。很显然，是农民受益、地主受损;那么又由谁去改革，由谁去执行呢？当然是各级官员，而这些官员又都是地主出身，地主身份。因此，历代改革、变法阻力重重，失败居多，成功居少。
若依照云铮的看法，这个问题若要解决，至少在封建制度下，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在他看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除非生产力发展到能够产生资本主义，而生产关系又没有遏制这种生产力发展……这也不大可能，“光荣革命”在中国实在不大可能复制，因为中国的封建帝王力量太过强大，他的统治基础就是地主阶级，你让他不限制资本主义，那他岂不是要自己革自己的命？
唯一的一种办法，就是这封建帝王自己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这还是很难，难于上青天。所以云铮虽然完全明白云岱的担心，却没法给他一个处理办法。
他不可能跟云岱说：“叔叔，让我当皇帝，我或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云岱或许即便听了这话，也只是训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