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得于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资也。
昔者，汉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将交于塞下。而卫青起于*隶，去病奋于骄童，转战万里，无向不克，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二人者之能，岂出于素习耶？亦天之所资也。是以汉武欲教去病以孙、吴之书，乃曰：“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传也。昔之人无言焉，而去病发之。此足知其为晓兵矣。
夫以兵可以无法，而人可以无学也。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然法之所得而传者，其粗也。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盖法之无得而传者，其妙也。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以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学，而自顾方略之如何也。夫“归师勿追”，曹公所以败张绣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国。“穷寇勿迫”，赵充国所以缓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争利者蹶上将”，孙膑所以杀庞涓也，赵奢犯之而破秦军，贾诩犯之而破叛羌。“强而避之”，周亚夫所以不击吴军之锐也，光武犯之而破寻、邑，石勒犯之而败箕澹。“兵少而势分者败”，黥布所以覆楚军也，曹公用之，拒袁绍而斩颜良。“临敌而易将者危”，骑劫所以丧燕师也，秦君用之，将白起而破赵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计，知其必弃上、中而用其下。贾诩策张绣以精兵追退军而败，以败军击胜卒而胜。宋武先料谯纵我之出其不意，然后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暂出野次，忽焉而归，即降思明之二将。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胶而书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是。此果不在乎祖其绪余而专守也。赵括之能读父书详矣，而蔺相如谓徒能读之而不知合变也。故其于论兵，虽父奢无以难之，然奢不以为能，而逆知其必败赵军者，以书之无益于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书之所不能传，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于未战之日也。
昔之以兵为书者，无若孙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备矣，其所不可者，虽武亦无得而预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又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又曰：“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善学武者，因诸此而自求之，乃所谓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学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执孙、吴之遗言，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谓之善者，亦已妄矣。
至于赵云、岳飞都引用过霍去病的名言辞让皇上赐予的华屋美宅，也足见名将与名将之间的相互认同感，怕比王郎同志的评语来得更珍贵更有说服力。至于唐诗宋词中卫霍、汉家大将、封狼居胥更是用老了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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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通史》之《西汉军事史》
霍去病不是一个长于兵家理论的将领，他甚至对此不感兴趣。《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汉武帝曾经有心教他学习《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但霍去病却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霍去病也不是—个爱兵如子、能与部下同甘共苦的将领。相反，他在历史上又以“不省士”即不关心士卒的饥寒饱温而闻名。他出征之时，汉武帝曾遣太官将几十车食物送至军中，但在引军归来时，“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有时士兵粮食匮乏，甚至因饥饿而不能举手，但霍去病还在“穿域蹋鞠”，踢球健身。显而易见，霍去病不是一个完美的军事家。然而他却能够做到战无不胜，军功远远超乎那些熟知兵法又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霍去病具有超乎寻常的英雄气概。司马迁说他“有气敢任”，即不避艰险，勇挑重担，英武果敢。从其作战记录可知，霍去病打仗有两大特点，一是敢于冒险，二是凶狠顽强。前者是说他敢于孤军深入，又经常是冲杀在前。例如，他为骠姚校尉时，居然仅率800骑兵而脱离大部队，追击数百里而与数倍于己的强敌。又如，元狩二年秋，霍去病将兵迎接欲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匈奴军众“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局势十分混乱。霍去病当机立断，率先“驰入”匈奴军中，“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干人”．控制了局势。由此可知《汉书-霍去病传》所记霍去病作战“常与壮骑先其大军”之言不虚。后者是说霍去病敢打硬仗、恶仗。如元狩二年第一次出征河西时，霍去病仅率骑兵1万人，孤军长驱直入．历经艰险，“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杀敌数千。回师途中又以骑兵与敌“合短兵”鏖战于皋兰山下，虽然获胜还朝，但汉军“师大率减什七”，损失过半。这场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