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车一溜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沉甸甸的,不知该希望她是精神病好,还是不是精神病好。各中队的院落里传来整齐的歌声,下午要举行歌咏比赛了。队长和劳教都非常认真,这情景唤回了我们对集体和荣誉的记忆,好像时光倒流,我们已经将这些淡忘了多久了?它曾经那样强烈地激动过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们从歌声中走过大院,来到黑板报前。
各中队都辟以专栏,有一些诗歌,一些感想式的散文。这一期的文章大都是谈不久前,组织一部分表现突出的劳教去场部观看一个外地歌舞团演出的情景。其中有一小则散文诗,写的是一盆花在一个雨天里被遗忘在窗台上凋谢的事,文字流畅优美。同伴对我说:像你的风格,于是我们就非常渴望见一见这个作者。
人们说她在生病,刚从场部医院回来,队长派人去叫她,不一会儿,人就到了。她使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她是那样粗壮威武的一个人,剪了一个男式的头发,我甚至怀疑她也是一个"A角",可是人们说不是。她说话的声音极低,暗哑,口气也很硬,脸上倒是和颜悦色,很好奇地打量我们,我们问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说她只是从某本书上抄来的,这里的黑板报是允许抄的,我们先是扫兴,后又想:抄也需要才能的,第一,她必须读书,第二,她选择抄哪一篇也须有思想,就好了些,问她是不是很爱读书。她说是的,她养病,不能干别的,就看书,在她床头堆了有许多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的。我们又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说是一种"副伤寒",很严重,住院一个多月,现在出院了,依然不能劳动,不能吃稍硬的食物,需要营养,可是她没有钱,家里不肯给她寄钱,她的哥哥是一家街道厂的厂长,非常要强,有她这样的妹妹实在是丢了脸,也与她断绝了来往,她给他写信却从来收不到回信,她母亲是听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则咬牙切齿。她丈夫是摆西瓜摊的,那一年夏天,她发现他有了一个相好,有一日,她遇见了这个女人,就与她打将起来。一路厮打到西瓜摊前,她操起西瓜刀就要杀她丈夫,幸好被人拦下。从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找,我也能找,而且找的比他多,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后来,回到上海后,我们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们能说服儿子寄给她一点钱。她的公公是一个老工人的模样,很善说话,与我们谈了很多,表示不会不负责任。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家庭,三代在铁路上做事,儿子却辞职做了买卖。房子是那种较早些年造的工房,面积不小,却很零乱,家人都显出一副长年劳作辛苦的模样。大床上却翻腾着一个特别白胖的男孩,与这家中的一切都十分不协调的,有一种贵族气息,我们说,这是你的孙子还是外孙,他回答说为人带养的孩子。老夫妇将我们送出来时,很恼火又很委屈他说:人家做那事(指卖淫)都是往家里拿迸东西,只有我们家的这人,是往外拿东西,把孩子的童车卖了,缝纫机也卖了,你说世上有这种买卖吗?我们哑然。
我们采访的最后一名劳教是被人们认为最无可救药的一个,我们看了她的一些材料。劳教大队所拥有的材料不多,只一份简历表和本人写的认识、检查,案卷全存档于原公安局,她的材料较多,都是检查,所犯的错误只有一种:同性恋,她扮演的是"B角"。夜深人静时,钻到"A角"的床上,然后被急于立功的劳教举报。她写检查己是家常便饭,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无赖腔调,她写道:像我们这种人,到了春天,就要发毛病,是没有办法的事。然后便兴味盎然地描绘其过程,无一细节遗漏。队长们对她没有信心。她永远不会洗手不干,她只能吃这碗肮脏的饭,区别只在于,事情不要泄漏,一旦失足,她就再到白茅岭来。唯一的一线希望是:结婚,可是又会有哪个男人要这样的女人?反过来说,又有哪一个男人能够使这样的女人满足?她是那样地贪得无厌,欲望无边。她已经是个"烂货"啦,人们说。事情是怎样开的头呢?在她和姐姐幼年时,父母就离了婚,她跟父亲,姐姐跟继父,父亲奸污了她,她逃到母亲处,不久又被继父奸污,姐姐的遭遇也是同样的。后来,她们长大了,她在上海进了厂。她姐姐在外地有了工作,结了婚,丈夫虐待她,感情极坏,姐姐便有了一个相好,两人谋害了她的丈夫,双双入狱,她先是判处死缓,因表现优异,连连减刑。在此同时,妹妹已成了一名暗娼,几经劳教,每一回解教,第一件事就是去南京探望姐姐。不久前,她们的母亲去世了,这世界上就只剩下她们姐妹俩。与她谈话的过程中,她总是在哭,眼泪流了满脸,她的皮肤有一种石灰似的苍白,身体看上去很瘦弱。她提到母亲哭,提到姐姐也哭,后又提到了父亲,她说她从没有过父亲,她从来不叫她父亲为父亲,她两个父亲全是不是人的父亲,我们问道:为什么那样恨父亲?她说,他们总是打我和姐姐,那年我才十一岁,他用煤球炉出灰的铁钩打我,把我脑袋打出一个洞,他每次都要把我打得出血……我们不禁不寒而栗,无法去想象日日毒打女儿的父亲在黑夜里摸到女儿床上去的情景,望了她蜷在一角,扶着床架恸哭的样子,我们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