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端正，神态凝重而安静。她使我们静止了有一分钟或者一分半钟，觉得以往的所有问题对于她都将是不够尊重的，也将损害我们自己的形象，她是众多的劳教中唯一一个使我们想起并注意到我们自己形象的，这不是普通的女人的魅力。开始她垂着眼睛，后来她抬起眼睛笑了，说：有什么问题你们问好了。我们不由也笑了，气氛这才轻松了一些。不久我们将发现，在这场谈话中，她其实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她是第二次劳教，第一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对于上一次的处理，她是不服的，她说：哪一个女孩子谈恋爱是谈一次就成的呢？这次我服的——她说。她服的是什么？她又错在哪里呢？她说话很含蓄也很得体，头脑清楚，使我们不好穷加追究。她说她中学毕业在某个单位工作，厂里有个中年人，是个画家，因是右派而被下放做工人，受到人们的歧视。而她总是待他很好，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回避对他的好感，比如在医疗室看病时，让座位给他。然后她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他还教她画画，——我们想起黑板报上的题图，问是不是她画的，她说：是的。渐渐，就有了议论，她无视这种议论，依然与他接近。提起他时，她依然充满了温存的心情，她怀恋他说：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许就和大多数女孩一样，结婚，再生个小孩……他对她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使她走的是什么样的另一条生活道路？这条生活道路带给她的是幸还是不幸呢？当她结束第一次教养，回到单位，人事干部劈头就一顿训斥，这使她无法忍受。正好有个前一年去深圳工作的朋友写信邀她去玩，她便去了一次，她发现深圳是个适合她生存的地方，朋友又帮她在一家公司里找到了工作，于是她便回上海办理辞职手续，人们问她找到什么好工作了，她只说是去做水产生意，然后她就飞到了深圳，在那里就遇到了那个香港人，他们公司的老板。你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问。她说，帮助老板做生意。他教我，开支票，谈买卖，他都教我。他好吗？我问。过去我不认为他好，而到了这里以后，我觉得他很好，他对我父母很好，为他们买东西，寄钱给他们，打电话安慰他们，他对我父母好就是对我好。听说他来看过你一次？我说。是的，他来了，没有被同意会见，我出来会见爸爸时，走过那里——她指了指窗外，那里有一棵柏树，在阳光下——看见他，我没有哭，他哭了，我对他说：我已经三十二岁了，你不能再拖我了，他说：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说完，她沉默了。我问，他能不能和你结婚呢？这样的话我也不好多说，在香港，离婚是件复杂的事，财产，房子……她垂下眼睛，眼圈却红了，她悄悄地抹去眼泪，轻声说：这些事想起来就很难过，平时我从不多想。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问她，她的父亲对这事是怎么想的呢？她说：照传统的说法，就是我们把爸爸带坏了，而照我的看法，就是使他思想解放了。我们都笑了，她也笑了。我们又问她在这里生活怎么样？她说这里比妇女教养所好。为什么？是因为你在这里比较受重用？她在这里是小分队的，又是缝纫组，屡次受表扬嘉奖。她说并不因为这个，在妇女教养所我也是做大组长，反正我喜欢这里。她站起身走的时候，我想我们之间已建立起了信任的感情，我们目送她沿了队部前的大路走去，消失在大门内。太阳始终是那样光艳耀人，深圳是多么遥远。那香港人是什么模样的？人品如何？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情景又是怎样？她平时里不敢多想，想起未就会难过的，究竟是些什么？是过去的事还是现在的事，抑或是将来的事？过后，我始终在想，直到有了米尼，甚至米尼登了船之后，我还在想的是她那一段话："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就和一般女孩子一样，结婚，生个孩子……"听她口气，对现今的状况非但不后悔，还有几分庆幸的意思。庆幸她脱离了那种常规世界的生活，尽管有些事她想起来很难过，那香港人路远迢迢前来探访是令人心酸的一幕。
接下来谈话的是几位队长都极力推荐的一位劳教。她曾在劳教大会上做过讲话，讲关于她在香港生活。一年的情景，使大家明白，香港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她的生平具有传奇色彩，甚至使我们怀疑：这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她已临近解教，这几日在队部服务，每日都看见她头戴草帽勤勉劳动的身影，一个美国老板要娶她为妻的故事便显得极不可信。可最终因为不忍辜负队长们的好意还是请了她来，她已有三十八岁的年龄，身体有些粗重，皮肤还算白皙，可却有坚牢的皱纹，她穿了一身劳作的衣服，想不出她还能有其他妆扮。她忙着为我们张罗茶水，除了殷勤讨好也不乏有诚实的关切和热情。她说话的声音响亮而粗爽，不经我们多问，便如俗话所说竹筒倒豆子般地倒了出来。她说她的母亲在她幼年时就去了香港，后又从香港去了美国——据干部们说，她的母亲是一名妓女，是偷渡去了香港——母亲走后，父亲又另结婚，去了常州，她跟奶奶长大。小学毕业后考取了上海戏曲学校越剧班，那时，她长得花容月貌，生活得很快乐。十六岁那年，文化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奶奶死了。奶奶死后，房子被叔叔们收回，她无家可归，日夜流浪，在一个夜晚，她来到黄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