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豆汁饭做得黏稠腻糊。当我发现自己的腿按下去也成了一个坑的时候，母亲哭了，一向“顺其自然”的父亲也背过身长长地叹了口气。
父亲不顺其自然也得顺其自然了。
我们期盼着刘成贵送来豆汁，在饥饿面前，我再不能矜持，即便是“老浑蛋”拿来的东西，也照喝不误了。
粉坊成为了国营，还在生产着淀粉和粉丝，市面上豆汁和麻豆腐早已绝迹。刘成贵负责夜间看门任务，大约是本单位的职工，还时时能分得一些豆汁。“老浑蛋”提着豆汁，迈着蹒跚的步子，进东直门，拐南小街，将豆汁送到莫姜手里……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东直门外那个国营的粉坊，没有刘成贵和那些随时供应的豆汁，我那年迈的父亲是否能熬过那艰难的岁月。
不知是我们家的豆汁救了莫姜，还是刘成贵的豆汁救了我们。
想起了莫姜的话：过日子，能说谁养活谁呀?
转眼到了1966年，那年莫姜整七十岁，过完了七十岁生日莫姜提出辞工的要求。
莫姜已经没有精力料理我父母亲的一日三餐，刘成贵成了她生活的一大负担，六十二岁的刘成贵早早地落了炕，瘫痪了。年中我给莫姜送钱去，是父亲的意思，为的是不忘莫姜二十来年在我们家的好处。我在杂院的小南屋见到了刘成贵，见识了那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家，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摇摇晃晃的桌子，桌上茶盘里有两个磕了边的茶碗，一把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图案的茶壶，正面墙上贴着五年前的奖状，是奖给民兵打靶第一名刘来福的。刘来福在京郊一家国防工厂当工人，自从当了学徒以后就淡出了这个家庭，在厂里住集体宿舍，逢年过节也不回来，也不给家里钱。我知道，以莫姜的恬淡性情不会和刘来福去计较，在我看来，那个是非小子能独立出去也未必是坏事，有他在家里搀和只能是添乱。
刘成贵坐在炕上歪着脑袋流着哈喇子，脖子上婴儿一样围着小围嘴儿，见我进来，嘴里呜啦了半天，不知说些什么。莫姜说刘成贵吃喝拉撒全得人照顾，心里什么都清楚，就是说不出话来。
莫姜问我父亲的情况，我说医院检查出是胃癌晚期，这病挺麻烦。莫姜说，四爷是好人。
我看着莫姜给刘成贵喂饭，一勺一勺把些个糊状的东西喂进那张口呙斜的嘴里，刘成贵边吃边顺嘴角往外流，莫姜就得迅速用碗边接了，用手巾把嘴擦净，再喂下一口。其细致与耐心，不异关照一个婴儿。碗里的糊糊散发着热气也散发着香味，那是我从未闻过的味道。我问莫姜喂的是什么，莫姜说菜汁、黄豆大米面加鸡蛋黄。我说刘成贵口福不浅，还有鸡蛋黄吃。刘成贵呜啦了几句，莫姜翻译说，他说了，要是用甲鱼汤再加点儿嫩羊肝煮，就赶上西太后喝的什锦粥了。
阳光照射在屋内，光线中飘浮着细细的微尘，一切似乎都变得很柔和。刘成贵一脸的满足，一脸的幸福；莫姜一脸的平静，一脸的爱意。折腾了一辈子的夫妻，到了竟然是这样……
这样的日月大约是老夫老妻们必要经历的过程吧。
我父亲的病一日重似一日，我三天两头跟父亲的单位要车去医院，单位开始还给派，后来连人也找不着了。老三被关在牛棚里，我只得借隔壁人家的平板三轮拉父亲去医院，我在前面蹬，母亲在后头推。我想，亏得是老夫少妻，否则我的车上得拉俩。医院里空空荡荡的，大夫护士都去造反了，母亲没了辙，只会掉眼泪。
父亲瘦得成了一把骨头，无论是八珍鸭舌还是豆汁稀饭，对他都没有了意义，他的生命如摇曳的油灯，在“顺其自然”中渐渐熬尽。
一件绝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燠热的早晨，刘来福领着一伙人到我们家造反了。刘来福已经改名叫做“卫东彪”，是随了他母亲卫玉凤的姓。也就是那天，我才知道刘来福并不是刘成贵的亲子，而是卫玉凤的遗留，他的真父亲是谁，无从查考。卫东彪自言苦大仇深，她的母亲被万恶旧的社会迫害致死，刘成贵名为继父，待他实同奴隶，非打即骂，不给饭吃，使他幼小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不能再沉默，他要造反了，造这个日本的反!
我听了半天，敢情跟我们家没什么事儿，就说，有账你找刘成贵算去，我们家姓叶!
这下卫东彪炸了，将皮带狠狠一抡，发出嗖嗖声响，指着我说，别以为革命群众不知道你们的底细，叶赫那拉，你们窝藏了谭莫姜几十年，谭莫姜是什么人?谭莫姜是漏网之鱼，是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你们家跟她是一丘之貉!刘成贵是你们家座上之宾，刘成贵是伪满洲国头子溥仪七品顶戴的副庖长!
造反派一听这揭发都很兴奋，开始喊口号，打倒我父亲，让我父亲出来接受批斗。有人开始往墙上刷大标语，卫东彪领着人往屋里冲。
莫姜不知从哪里闪了出来，揪住了卫东彪的胳膊。莫姜脸上那道生硬的疤在太阳下泛着红光，苍白的头发衬得那张脸绝望而凄迷，任谁看了这张脸，心都会发出无法抑止的战栗。莫姜说，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担着，我不过是叶家的一个厨子，一日三餐，按月拿钱……
卫东彪抬手照着莫姜的脸就是一巴掌，清脆的响声让在场所有的人吃惊了。卫东彪说，你的账待会儿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