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姊姊讪讪而去。她只好将邓丽君的意思如实地转达过去，陈之栩听后大为失望。他悻悻返回台北以后，据说还化名在《中央日报》上含蓄地指责了邓丽君。邓丽君见了陈之栩影射她的文章后，不以为然，只是一笑了之。今天，就在邓丽君又翻阅报纸的时候，她的女友麦灵芝走了进来。
“阿丽，宝丽金公司请你到日本去举办个人演唱会，你总该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了吧？”麦灵芝见邓丽君愁眉紧锁，郁郁寡欢地坐在沙发上浏览报纸，进门来便开口询问。
“这……”邓丽君迟疑不语。她感到日本邀请去东京演唱的事情很难推托，又很难定夺。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友好邀请，早在一个多月前就由邓锡泉这位驻日本的代理人转达过来了。据邓锡泉说，宝丽金公司的总裁三谷清和副总裁大国敏雄两位先生，获悉了邓丽君自从林振发病故以后一直处于深居简出的消沉状态，很想请邓丽君出山演唱，重振旗鼓。对于这种友善之举，邓丽君从心里甚为感谢。但是她想起林振发之死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以及林死后港台对她私生活的种种非议，邓丽君还是无意出山。
麦灵芝从她的皮包里取出一封信来，郑重地交给她说：“阿丽，你何去何从，必须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林先生的突然死去，确实是构成了对你很大的打击。可是话又说回来，既然人已经死了，咱们活着的人就该更加珍惜自己，更好地活下去啊。阿丽，现在你在香港已经一年多没有登场唱歌了，我真是为你担心，如果继续这样消沉下去，又如何得了呢？”
邓丽君对麦灵芝这种亲昵的唠叨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并不生气。只是接过那封从东京转寄给她的信件，专心地阅读着。原来，信是由渡边娱乐公司的总经理渡边正一先生写来的。信中的语句很诚挚，渡边先生在为林振发不幸故去表示慰问之外，也代表宝丽金唱片公司盛情相邀她前往日本。渡边说日本的许多歌迷都对邓丽君一直怀有深深的好感，她们希望邓丽君尽快地从痛失恋人的悲哀中解脱出来，重振旗鼓。又说，邓丽君当
年是从日本跃上东南亚歌坛的，希望这次再由日本起步。渡边正一先生希望不久的将来在东京能再次聆听邓丽君甜美的歌声。
“阿丽，这一次看你还如何推托？‘宝灵芝从邓丽君那略显为难的神色中，看出了她内心的变化。
“是啊，没想到渡边先生写来了亲笔信……”邓丽君的心确实被打动了。渡边正一是她心目中的恩人。1973年她去日本东京寻求事业上的发展，承担邓丽君受训重任的与其说是与自己签约的宝丽金唱片公司，不如说是由渡边正一先生所主持的娱乐公司。正是因为有这家娱乐公司的鼎力资助与山田街老师的精心扶持，才使得初出茅庐的邓丽君有过一次系统的声乐训练。这无疑为她日后在东南亚各国大展身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
础。邓丽君成名以后，从内心深处始终都在感谢渡边正一这位忠厚的长者，如今宝丽金唱片公司不忘旧情，知道她很苦恼，才决计敦请她去日本演唱。
无论是对宝丽金唱片公司的真诚善意，还是对渡边正一先生的旧日友谊，邓丽君都到了无法谢绝和必须答应的时候了。邓丽君手托着那封信，长叹一声说：“既然如此，就只好答应了……”
麦灵芝立刻高兴起来。她满面绽笑地将一份宝丽金唱片公司已经签好的合同，放在邓丽君面前的桌上，说：“阿丽如果能前去东京，那就太好了。因为只要你重新登台唱歌，我敢保证从前那些无聊的猜测和报纸上莫名其妙的传闻，都会立刻烟消云散。阿丽，宝丽金公司确定的出场时间是12月17日，你去那里出席完演唱会，回到香港来还可以共度圣诞节。”
“好吧，灵芝姊，我就听你的安排。”邓丽君接过笔来，在那张由宝丽金公司先填好的演出合同上郑重地写下“邓丽君”三个字。
“时间确定后，我们就必须尽快地作去日本的准备，阿丽，现在满打满算还不到7天了，你必须准备好行装才行呀，”麦灵芝又从皮包里拿出一本日本护照来，交到她的手里说：“阿丽，你最迟也得在14日启程去东京，17日就开演，去得太晚就没有彩排的时间。”
“我懂我懂，我的灵芝姊，我是必须提前走才行的。”邓丽君将那本新领到的日本护照看了一看，发觉麦灵芝早已在事前为自己办好了签证。她放下心说：“去晚了与乐队无法配唱，况且我又有几支新歌想唱，自然是要提前去的。”
“哎呀，14日也不行，因为……”麦灵芝仿佛成了邓丽君的私人总管，她凡在邓丽君有重大演出活动之前，必要为她作出周到细致的安排才行，这次去日本更不例外。麦灵芝忽然想起一件事，忙说：“那件旗袍怎么办？”
“旗袍？什么旗袍？”邓丽君愕然。
麦灵芝说：“为了能让你在日本的演出有全新的感觉，半月前我让台北端纹样缝衣店的高师傅，为你依从前的尺码再缝一件新旗袍。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那位高师傅的缝衣技术，现在看来你在去日本的时候，必须先在台北转机才行呀！”
“好吧，我就先到台北转机，去取那件旗袍。”尽管邓丽君身边有好多件可供临场演出的旗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