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那些成年的演员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被请回到前台去谢幕！
10岁少女邓丽君成功了！
她以《访英台》一曲荣获了“中华电台”所举办的“黄梅调演唱比赛”的冠军！此
次参赛的百余名业余民间歌手中，有专攻黄梅戏十几年的老艺人，亦有接连三轮比赛屡
屡领先的“黄梅迷”，唯有邓丽君的年龄最小。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乳臭未干、初出茅庐
的小囡，会以《访英台》这段很平常的唱段击败所有对手，获得所有评委的一致认可。
台湾的几家民办报纸上，立刻刊登出邓丽君身穿戏装的照片，同时，连篇累续地发表介
绍文章，其中，台湾《自立早报》这样描写初出茅庐的邓丽君：“这位名叫邓丽君的奇
女子虽仅妙龄10岁，天真稚嫩，然而表演欲却极强。孩提时便随父哼唱京曲，其父乃北
平长大，深谙皮簧京曲，对童星邓女甚有影响。她不但从小就迷上了京戏和黄梅调，有
时还会规规矩矩地哼唱一段时新歌曲。家庭对于她是一种萌芽性的艺术熏陶和感染。”
《联合报》称：“神童歌女邓丽君在卢州国小就读，不管是校内的节目表演，还是校外
的演唱比赛，都少不得她的份。她在国小的班主任教师李复扬近日对记者称：“如果学
校的游艺会忘了叫她参加，她一定会生气的。……“
“丽君，你到日本去加盟宝丽金唱片公司，当初我是极力反对过的！”正沉浸在往
事中的邓丽君揉了揉眼睛，她尽力地将那纷乱的思绪收回来。在自己的启蒙老师常荫椿
面前，即便已经成为耀眼明星的邓丽君也永远是一个孩子。她必须谦恭地倾听着这位瘦
弱老人的每一句话，尽管有些话难免刺耳，可是邓丽君还是喜欢听。
常荫椿还像当年那样直来直去地对邓丽君说：“我记得曾给你写过一封措词严厉的
信。指责你不该丢掉中国民族歌曲的演唱习惯，盲目去追求东洋那样并不高超的东西。
我甚至说你是为了多赚钱而不顾所创下的演艺基础。当时，你收到我的信时一定是很恼
恨我这个糟老头子吧？”
“哪里的话，”邓丽君温存地一笑。她在东京收到常荫椿教授的信以后，确实气得
伤心落泪了。可是邓丽君并没有计较严师对她过于苛刻的指责。她的善解人意化解了启
蒙老师来信中所带给她的许多痛苦与忧伤，邓丽君知道常荫椿是恨铁不成钢才这样做的，
同时，他反对自己去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在二战期间给老人所带来的无法弥补
的创伤。邓丽君很想以三言两语就结束这不愉快的话题，说道：“先生是担心我丢掉从
前在台北形成的演唱风格，才那样做的。我认真想后是能够理解的，我从来没有恼恨过
先生。”
“现在看来你去日本是对的，”性情耿介并有些偏执的常荫椿，愧疚地将头摇了摇
说：“你邓丽君还没有忘本，今年旧历年你到香港所演唱的中国歌儿《酒醉的探戈》，
还是当年你在台北受训时的风格。当我从电视里看到你依然穿中国服饰，演唱中国风格
的歌曲时，我就放心了，我对别人说，邓丽君没有变，她还是当年的她啊！”
邓丽君笑了。她知道老人的心是善良而纯正的，虽然他人前背后地指责自己去日本
的事，可是他仍然像当年那样待她真诚而严格。
1965年邓丽君在卢州国小毕业后，居然很顺利地考进了在台北市名气很响的金陵女
子中学。这倒使一贯担心她功课的父母感到惊讶与欣慰，邓丽君也为自己感到高兴。她
进入金陵文中以后，父亲对她在课余学歌的限制似乎渐渐减少了。这也许是母亲在暗中
起了某种作用。1965年的春天，常荫椿教授再次来到她的家中，向邓枢和赵素桂说明应
该送邓丽君进入由他和其它一些台湾音乐界人士所主办的“正声歌唱训练班”进行深造
学习，邓枢一改以往的反对态度，竟然点头默许了。在那个短训班里，11岁的少女邓丽
君受到了一次为期半年的系统声乐训练，有机会与那些早在台北歌坛上崭露头角的歌星
们频繁接触，切磋技艺。邓丽君每当回首在“正声歌唱训练班”受训的往事，她都暗自
庆幸常前椿对她的教导。
因为那个训练班是她在成才路上很重要的一步，即便后来在日本有了更系统的训练，
然而少年时的扎实基础也是她留后成才的前提条件。邓丽君想到这里，忙说：“先生请
放心吧，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是中国人，既是中国人，当然应该唱中国的歌。”
“好啊！丽君，你总算没让我失望。”常荫椿说着，随手从墙上取下那把二胡，当
着邓丽君的面调了弦，情不自禁地拉上一曲《采红菱》，那悠扬婉转的动人旋律在空荡
荡的房间里回荡着。这二胡的演奏声令邓丽君怀念起少年的时光。她在11周岁那年——
也就是常荫椿推荐她到台北的“正声歌唱训练班”受训结束以后，刚好又有一次她可以
登台亮相的机会。那是由金马奖唱片公司所举办的流行歌曲比赛会，本来邓丽君是没有
资格参加赛事的，可是，常荫椿教授凭他在台湾演艺界的声望，以邓丽君曾荣获“黄梅
调大奖”
为由，鼎力保荐，使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