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从窗口匆匆递出一个用报纸包裹着，用绳子捆好，像一叠线装书籍似的长方形包裹给我。接着把喇叭“咕咕、咕咕”长鸣了两声，便把车一溜烟开跑了。就在这一瞬间，一群西装特务已经杀气腾腾地猛扑过来，包围了我，用美制手铐把我的双手反铐在背后，把一支手枪对准我的胸膛，另一支手枪对准我的太阳穴，撕的撕，扯的扯，向我的周身进行搜查。他们兴高采烈地叫嚣着：“赶快打电话报告，已经
抓到了交通！赶快派队伍来，派‘飞行堡垒’（国民党的囚车，红色的）来！总机关就在息村！”
“胡小姐，你是‘交通’，你的手枪呢？你欠我们20万美金的债，你的同党胡君健也欠我们的债，你们的领导人矮胖子湖南人（指吴克坚）也欠我们的债。我们盯了你整整4天，你等得我们好苦啊！”
我听到手枪、胡君健、胡小姐、矮胖子湖南人这些词儿，一下儿就联想到准是那个金蝉女特务在作怪。看来我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她当初送手枪给我的时候，曾劝我把小白朗宁放在荷包里作防身之用，实际是准备逮捕我的时候作为记号。我回答说：“你们搞错了，我不姓胡，也没有手枪，也从来不欠人家的债，也没有同党，更没有什么领导人。”
他们拿出照片来向我核对，我瞥了一眼，是我的化名“胡亚平”的照片。这就更明白了。因为那是金蝉向郭春涛骗去办假身份证的，而且因为是放大了的，人像轮廊有些模糊。但为了预防金蝉捣鬼，那假身份证一直没有使用过，而且我今天的化妆和那照片完全不同，我抓住这一点就矢口否认那张照片是我。
息村附近一带交通断绝了，在那一段马路两边所有弄堂口的铁栅门都被封锁起来，马路两旁站满看热闹的人。我在人堆里寻找熟面孔，终于看到房主的嫖客（司机）姓潜的也挤在人中间，双手操在胸前。我就装作是被匪徒绑票的样子，拼命往人堆里冲，想暗示姓潜的赶快回去通报，让同志们马上采取相应措施。我大跳大闹，姓潜的果然溜了。在特务拳打脚踢地把我往汽车上拖的时候，我又发现女主人马少荃夫人方慧贞出现了，她咬紧嘴唇，惊惶地望着我。我更大声嚷起来：“这狗强盗在绑票哪！他们向我要20万美金，还向我要同党！我又不是美国资本家，从哪里弄20万美金呀！”聪明的马夫人看来理解了我的意图，立刻往弄堂口右手边的皮鞋店里跑，很可能去打电话。她这样做既不会惹特务的注意，又能够立刻把消息传达进去，这使我松了一口气。于是我转而希望敌人快点把车开走，因为老停在息村弄堂口，对于开会的同志来说是很危险的呀！
一个大个子戴黑眼镜的特务坐上司机台前，两个矮个子特务把我夹在中间，推推操操把我拥上汽车。右边的矮小个子用枪抵着我的太阳穴，一口湖北话问我：“胡小姐，你们在几号门牌开会？快说！不说就一枪打死你！”他那一双充满血丝的狗眼死盯着我，龇牙咧嘴，唾沫四溅，活像一条想吃人的饿狼。我冷冷地反问他：“你这一枪打出来，岂不连累左边的贵伙伴吗？”那矮小特务有些尴尬，只好把手
枪里的子弹退出来，“咔嚓”一声，恰好落在我的脚背上，他又大声吼叫：“别绕弯子，到底在几号开会？”
我心里又有些紧张起来，惟恐那群恶浪会转而追问左邻右舍，问出我住的那一所洋楼，这所洋楼现在不但有同志们在开地下军事碰头会，并且还有许多文件，如果名册档案、通讯地址、电话号码落到敌人之手，那就不堪设想。我灵机一动，决定来个调虎离山，把他们暂时调到军统的特务机关去，让他们自伙儿狗咬狗。我于是很镇静地说：“我姓王，并不姓胡，住在华龙路6号永生大楼25室。’”这时新赶到的“红色堡垒”怪声怪气地吼叫着往息村冲来，我被押在车上，周围被武装特务围得水泄不通。矮小特务听了我的话，似乎怀疑已经提到手的宝贝，是否捉错了人，他挥舞着不拿枪的另一只手，嘶声哑气地吼叫：“赶快叫另外一辆车，把姓孙的小子抓回来，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追赶姓孙的汽车飞快地开跑了。湖北口音的
恶狗红着一双眼睛，指挥司机快开车，向永业大楼飞驰。在我这辆汽车前后夹着许多小汽车和摩托车，简直天翻地覆。
汽车刚到金神父路广慈医院门前，姓孙的汽车从背后飞驰前来，他大声嚷叫：“快回来，把车子快开回来，别上那个女人的当！永业大楼25号是我们的机关呀！她就是胡小姐！胡君健昨晚的电话明明白白指定我在息村附近拐角等她，她既然从息村走出来，她当然是住在息村的呀！”
特务们听了暴跳如雷，又手忙脚乱地把我押到息村的弄堂口来，他们把我从小汽车上拖下来，推上一辆大型的黑色警车。这辆车周围满布铁丝网，在车厢正中间安放着一个特制座位——帆布椅子，椅子两边带有四根一寸多宽的帆布带子，我就被绑在这特制座位上。有一个特务把手枪指着我的胸膛，扳起一副像铁皮般发青的脸孔，追问我：“胡君健穿的是西装还是长袍？戴眼镜没有？你们在几号开会？”我根本不理睬。那铁皮脸忽然停顿一下，说：“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你是从息村里走出来的，你还想东推西赖，我一枪打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