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上不问什么，习惯地把他们拉到这儿来。我竟然被误认为外地来的风流学生了。回来讲给大家听，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李大钊、陈愚生紧张地为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的事忙碌着。不久从国内国外来的少年中国学会的100多会员陆续到齐了。李大钊需要留在北京主持会议，不能脱身，于是就选派了刘仁静、张国杰到上海参加创党初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0年7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接下来几日又继续开会。我记得曾在北京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青绿树木掩映着的一排平房，里面房间相通，摆着椅子、长凳、方凳、圆凳。人们陆续到来，我在会场内外奔忙，为他们带路，沏茶。到会的人大多是教授、学者、外国留学归来的各行各业的专家，李大钊主持会议，特别着重指出，少年中国的人才济济，应
共同努力合作，使人民得到解放，中国得到新生。
会后，李大钊和陈愚生照例回到回回营或陶然亭继续商议工作。
听李大钊谈起，前一批到苏联去的青年骆宾基等，还被反动军阀扣押在哈尔滨，不能出国。我想，我去苏联的计划化成泡影了。看样子，在北平还得呆下去。陈愚生鉴于我买书籍时闹的笑话，就买了一卷浅蓝色竹布，六尺长短，正好做一件女短衫，还买了六尺黑色大绸，叫我做裙子，恢复原有的女学生打扮。吩咐我在女高师附设补习学校先学习一段时间再说。我想以后再去考大学，但是经济来源呢？现在我手里只有一块洋钱，心绪更不安宁。
有一天，我正在雷孝实、唐婉民家客厅的躺椅上流泪的时候，忽然有人轻轻地拍拍我的后脑，我又紧张，又羞涩，擦干眼泪，揉搓着眼皮，装作睡梦初醒，翻身坐起一看，原来是李大钊同志。他微微掀动着那威严的两片大胡须，温和而又亲切地说：
“好孩子，怎么啦？没有钱吗？”
我很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他又和蔼地问：“是想家吗？”
“想家”这两个字把我急得跳起来了，“我的家在哪里呀？”
李大钊又摸摸我的头，笑眯眯地说：“好孩子，到上海去工作吧。”
“工作”这个新鲜名词，使我又惊又喜，惊的是我能做什么呢？喜的是我能够工作，那就什么困难都没有了。李大钊的亲切关怀把我从窘困中解救出来了。
谁知道世事难料，一波未平一波起。穆济波居然从四川追到北京来了。他在雷孝实、唐婉民的家中找到了我，那方形的瘦长脸挤出几丝笑意，转动着那双单眼皮下充满红丝的眼珠子，说：“德君，我来接你了。”
“什么？来接我？”我怎能跟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生活在一起！我哭，我骂，我闹，周围的人虽然都同情我，但是都没法支持我。在那个时代，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糟糕的是，我已身怀有孕了。一个单身女子，生下来路不明的孩子，人们会嘲笑她，辱骂她，使她难以自强自立。再者，那些培育我参加革命和进步运动的前辈，他们自己的经济境况就不佳，哪里还有能力接济我和未来的孩子呢？如果孩子
有了爸爸，一切便好说了，他便有义务养家糊口，而一些流言蜚语也就自行消散了。何况，穆济波本人就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帮助他在北京安家，对我的前途未尝没有好处。在人们的劝说下，我万般无奈，终于跟他走了。他到北京的一个中学教书，我租住了景山附近的房子。但是我们在一起，没有片刻欢乐，时常吵得昏天黑地，甚至厮打起来。我鄙视他，厌恶他，寻机脱离他。
四 黄毛丫头工作啦
列车在广阔的原野上隆隆奔驰，李大钊和陈愚生趁赴沪工作之便，把我带往上海。我离开景山时，并没有告诉穆济波，但后来他又跟踪而至。我望着慈祥的李大钊，又看看和霭的陈愚生，很兴奋，巴不得赶快到达目的地。但不知给我的是什么工作。
火车过了徐州以后，列车长报告说，前面铁路坏了一段，要大家换车。于是旅客们纷纷扛起简单的行李，走过一段崎岖的道路，挤上另一列车，因为两列火车的人并在了一列火车上，所以特别挤，不管二等三等车票的旅客，都得不到座位了。那些从窗户外翻进来的，连落脚地都没有，就跨在人们肩膀上，争吵声此起彼伏。
李大钊和陈愚生保护着我，唯恐我被挤坏了。恰好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大个子，架起他的双腿带着一个包袱，盘踞两个座位，李大钊和气地叫他把包袱拿开让我坐，不料那个大个子男人很凶恶地回答：
“你知道吗？她是女人呀！男子汉出门，岂能跟女人坐在一排呀！你要知道，让了女人就要倒霉的呀！”
李大钊平心静气地向他讲了一番道理后，那个大个子才把座位让出来了。
到了上海以后，李大钊叫我先到闸北、虹口交界处的健华铁工厂内的袜厂做学习女工。还给我三十元洋钱去交押金，说是等到我学成熟练女工以后，再买十二部织袜机器，以便在上海平民女学校组织学生劳动。这平民女校是李达同志遵照共产党的指示正在筹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