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泪水将尚未长大的生猪卖掉，得款46万元。再加上4万元，凑齐50万元送到谢鹤亭手中。“论资排辈”、“论功行赏”，谢鹤亭是金字塔尖的“爷”，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留下了15万元，然后将其余35万元当奖金分配给经理室成员。1995年9月，谢鹤亭用钱，打电话找另一个下属公司要钱。刚好，这家公司账面空空，无法满足谢鹤亭的要求。谢鹤亭闻听勃然大怒。下属一看不妙，顿生一计，慌忙赶至食堂，问食堂管理员有否现金？食堂管理员说有，刚刚卖出去了一批饭票。二人慌忙点账，总算凑够了一个整数：5万元。大票小票，连角票都有的5万元，沾有工人血与汗和食堂菜肴味的十好几捆钞票，送到了谢鹤亭手里，谢鹤亭竟然没嫌弃，打着哈哈笑纳了。
1999年3月2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谢鹤亭特大贪污案，法院认定：谢鹤亭从1993年11月至1995年10月，共贪污公款人民币419万元、港币584万元、美金2万元。谢鹤亭疯了！谢鹤亭用他的疯狂为自己画了一张像，他就是“广东第一贪”呀！
第五章审计揪出南粤巨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被“长官意志”任命的企业领导人，缺才少能，被市场经济冲得晕头转向，致使一些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伙靠“长官意志”走上企业领导岗位的人，是“天桥把式”，小嘴极甜说话极动听，一到战场就拉不开枪栓，甚至先尿湿了裤子。于是他们便以“婆婆太多”为名，呼吁“放权”。结果，权力下放了，企业有了诸多自主权，于是这伙人便用这些“自主权”，为自己也为亲信买别墅买坐骑买享受买欢乐……“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就是国企改革中的双面刃。
谢鹤亭从部队退伍后，先是在广东省财贸干部学校学习，后又在省商业厅工作，1976年6月，他调到广东省食品公司任“政工办”主任。1989年，谢鹤亭“全面主管”天龙公司后，先将公司内业务能力强，但与自己感情合不来的副职统统“调走”，为自己鲸吞国有资产扫清障碍。对于干部的任命，谢鹤亭从来是“个人说了算”，往往是突然袭击般地在会上宣布任命结果。如果党委的其他成员对此持异议，谢鹤亭就是一句话：“我是法人代表，如果什么事都经过党委会讨论，那这个法人代表是不是很没有面子。”谢鹤亭在这里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将“法定代表人”偷换为“法人代表”，给人一种错觉，天龙公司已经成了谢鹤亭的私有企业。最典型的是谢鹤亭斥资亿元在中山市投资房地产，竟然不跟领导班子打招呼。有一副手仅仅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谢鹤亭竟然回答：“这事你不要过问！”
谢鹤亭要求天龙公司领导班子“不要过问”他的事，天龙公司的职工当然更不可能“过问”谢鹤亭的事，主管机关也“不要过问”天龙公司的事，结果很清楚，天龙公司这个拥有几十亿资产的国有企业，成了谢鹤亭花天酒地的“谢氏钱庄”。1993年11月，谢鹤亭与香港一孙姓商人一拍即合，决定在香港某地投资房地产。谢鹤亭以个人名义投资600万元港币，拥有9％的股份。谢鹤亭的钱从何而来？灵机一动，谢鹤亭让天龙公司下属的进出口公司以购买港商孙某的包装薄膜为由，向港、澳两家公司借款2988万元，汇到港商孙某的账户。借款到位，谢鹤亭从中提取了230万元港币据为己有。谢鹤亭拿走了230万元港币，孙某实得款是2758万元港币。孙某将其中的1715万元港币作为天龙公司的债款抵押，又将1043万元港币退还给谢鹤亭，让他“炒房地产”。谢鹤亭从这1043万元中，又赚取了78万元港币的“利润”。瞧，三倒两倒，308万元港币到了谢鹤亭的名下。
“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天龙公司的第一把手，如此狂赌滥嫖，如此挥霍公款，如此巧取豪夺，可以想见，谢鹤亭手下的人必然仿效之。国有资产是块肥肉，趁人不备先割一刀，腐败像传染病，不同的级别捞到了不同的实惠。天龙公司经济效益大滑坡，谁心急？谁心焦？正是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员工。1995年6月，广东省审计厅派出工作组进驻天龙公司，决定对该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行审计。资产核资报告表明：至1995年10月底，一个原先是广东省创利大户的国有企业，短短几年间竟然负债高达5亿元，这还不算公司每年应该支付的贷款利息就近亿元。天龙公司职工谈起当年国有企业的辉煌，无不热泪盈眶，今天他们每月领到微薄的收入，个个黯然神伤扼腕长叹：“为什么就没人能管一管谢鹤亭这个鲸吞国有资产的蛀虫？！”
广东省审计厅派出的工作组一进天龙公司，谢鹤亭就惶惶不可终日。1995年10月18日，谢鹤亭在深圳接到天龙公司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次日上午8时30分回公司开会，“有要事商量”。谢鹤亭接到电话，凭感觉知道“出事了”，当即逃往香港。谢鹤亭的口袋是从来不带钱的，像他这号人，吃饭跳舞找小姐，都是公款“买单”，而且动辄成千上万，口袋里带几张钞票管什么用？但是，这回不行了。谢鹤亭一文不名成了丧家之犬，甭说“打的”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