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居。回澳之后，记下此怀亲之情及感想。
父亲在１９３６年由台湾基隆坐船到上海经商，住在当时日人与台湾人群居之虹口地区。１９３８年我祖母陪同母亲去上海和父亲结婚，我于１９４２年出生，大弟两年后出世，战后我们全家于１９４６年回台。１９９２年父母亲去大陆旅游经过上海时，曾设法寻找旧居。但因五十年前街道名早已改了，旅行团时间仓促，一时没找到。这次我们一家人在上海会聚时，母亲提起当年旧居是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及狄思威路附近，而她只记得“狄思威”的发音，也不知道如何写。
幸运地在偶然的机缘，一位上海朋友告诉我们，当年的狄思威路就是现在的溧阳路。我们得到这一宝贵线索后，第二天早餐后就雇计程车直奔四川北路和溧阳路之交界口。下车后我们三兄弟和母亲还是茫无头绪，幸好我母亲又提到当年住家附近有二层楼的大菜市场。我们就专找七十岁以上老年人问五十年前何处有这样的市场，经过约两小时的折腾终于在溧阳路和四平路交界的浙兴里找到那一排二层楼故居。
今天的四平路已是车水马龙交通喧嚷的大马路，旧居面向马路的楼下店面皆已全面改装。二楼住家的进出口是在后面，我们就从小巷子进入后面的里弄。附近的邻居听说我们专程来找五十年前老家，都很好奇又热心地围绕著我们频频问讯。
最后找到当年住的那栋房子的关键是，在战争期间我父亲曾请人在楼下后面挖了一个小防空壕。由于热心邻居的辗转打听，终于找到那栋房子。楼下店面虽已经整修过，但由后面上去的楼梯及楼上完全保持当年原状。我们第二天特别带了照相机去照相，为上海寻根过程留下了历史见证。
上海在近代史上曾有过辉煌的历史，许多名人都在此住过。如溧阳路上有郭沫若的故居，四川北路北边有鲁迅纪念公园，淮海路上有宋庆龄故居（是蒋介石所赠送的），思南路上有孙中山故居，静安公园旁有毛泽东旧寓，而东湖路上接近淮海路之老东湖宾馆是帮会头领杜月笙之旧宅，隔著马路则是当年四人帮的写作小组总部，而南边不远之汾阳路有白崇禧的老家。
过去属法国租界高级住宅之霞飞路（即今天之淮海路）常在那时期的文学作品及小说中出现。今天淮海中路之襄阳公园是当时的法国儿童公园。我们这次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就是住在这附近。襄阳公园几乎天天去散步，和淮海路上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交流联络，以及家人购物交通都极为方便。
襄阳公园西南方之徐家汇，是因明朝进士及著名天主教徒徐光启安葬那儿，成为徐家世代汇聚之处而取名的。据说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就是徐光启的后代，宋庆龄和她父母葬在徐家汇西北不远处之陵园。
我一向对于墓地陵园那引人思古幽情之宁静气氛、以及历史文化的感受情有所锺。特别于六月一日儿童节（与台湾之四月四日不同）专程去参观上海规模最大之龙华火葬场。约二十间葬仪厅中只有一间有丧家使用，比我想象地还要冷清，不知是否和那天的特别节日有关。
印象深刻的是丧葬费用的低廉，一具尸体的防腐费用约二、三十元人民币，而在上海打一场高尔夫球约需一百美金。又听说在汾阳路南边，有一台湾人化了六百万美金，开设一家高级德国餐厅Ｂａｕｌａｎｅｒ，一杯啤酒五十元人民币，却夜夜客满。
在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过程中，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行，外地及本地人之高低不同消费差距很大。此外，大批下岗人员之失业（待业）问题，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都是北京中央相当重视的问题，因此在过渡时期中，特别强调政治之稳定。
这次再访上海，在学术文化上的交流也很有收获，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有多次交流。社科院位于市中心，在淮海中路北面之小巷内。它成立于１９５８年，目前拥有１６个研究所，１９８９年起分别建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改革与开放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精神文明研究中心、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１９９６年又设立６个重点学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经济学、人文科学、法学、社会学、及国际关系学。可见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是社会科学院之研究中心，也是中国大陆目前之政策重点。
我很荣幸地有机会和社会科学院之外事处，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与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学者交流，并受到他们的接待。我们都讨论到文化中国的理念以及举办国际会议的可能性。大家的思想都很开放、自由，没有想象中的拘束。
后来我们去南京旅游住在金陵饭店，遇到台湾去的“海峡两岸经贸与信息传播代表团”，也去中山陵、雨花台长江大桥，秦淮河旁夜市观赏。南京和上海一样到处都是工地，马路两边都在挖埋各种公共设施管子。
也去苏州访问，并参观苏州大学。苏州不久之前才庆祝建城２５００年纪念，是中国最著名古城之一，历来以园林著称。因为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