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国内的政治恐慌。
显而易见，同两个月前相比，朝鲜战局的恶化使得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对出兵条件的估计变得谨慎多了，顾虑也多了。除了毛泽东以外，与会者几乎都对迅速出兵感到没有太多的把握。当然，毛泽东仍旧相信，权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关键是苏联能否帮助解决解放军与美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从解放战争的胜利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后方近、兵力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只要苏联的装备能及时运到，空军的掩护问题能够基本解决，就不难打败美国军队；如果在朝鲜打胜了，美国还敢对中国大举进攻吗？
毛泽东的逻辑虽然没有根本解除与会领导人的思想顾虑，但也没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对出兵的理由了。因此，毛泽东决定第二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和决定出兵问题。接着，他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和当时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第１３集团军司令员邓华，要他们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入朝作战；一封给斯大林，明确说明：“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而入朝作战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这取决于苏联援助装备的情况。毛泽东在列举了美军与解放军在火炮及其它重武器上的差距之后，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要求苏联迅速提供武器装备，争取使每个军能够有５００至６００门火炮。但是，他表示并不准备拖延出兵。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集的１２个师于１０月１５日开始出动，到达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的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争取在实战中，用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
然而，在１０月２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吃惊地发现，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而最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战则必胜，胜不了还出什么兵？毛泽东终于也犹豫起来了。
这时，最主要的军事领导人只有彭德怀还没有到北京，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叫彭德怀来，听听他的意见。但连夜起草的电报无论如何不能发了。考虑到必须给斯大林一个答复，毛泽东在３日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口述了一封电报，内称：“我们原先曾计划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派八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全面考虑之后，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会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极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因此，“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却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就会被彻底破坏，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尚未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同敌人作战的时机上将比较有利。”当然，毛泽东内心深处对这样做颇感不安。因此，他在电报结尾处特别表示：“关于这个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
毛泽东３日的复电大大出乎斯大林的意料。
１０月５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整整讨论了一整天。所有的与会者都确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是放弃北朝鲜。为了最后劝说毛泽东改变主意，承担苏联本应承担的责任，斯大林当天又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他针对毛泽东的担心逐一解释，让毛泽东放心。他断言：美国目前不准备打大仗，日本也没有能力援助美国，因此，如果中国参战，美国只好放弃占领朝鲜的计划。如果只是消极等待，不能令人信服地显示中国的力量，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而且也别想指望美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至于苏联是否会被拖入战争的问题，他用颇具煽动力的语言鼓动说：既然中苏之间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如果美国对中国宣战，苏联当然会被拖入战争。但是，“这需要害怕吗？在我看来，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联合起来要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德国（目前它不可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就来吧！”
其实，毛泽东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出兵的努力，问题仅仅在于，军队领导人能不能有信心。４日，彭德怀赶到北京，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在会后与毛泽东的谈话中，针对毛泽东在会上所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