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做剖腹探查，指名让全国最好的肿瘤和外科专家共同负责您的手术，并且让通知家属征求意见。当妈妈把总理的批示内容告诉您时，对总理的感激之情，使您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竟热泪满眶，您欣然同意开刀。听到这里，我哭了。爸爸，总理想救您，可是晚了，就医太晚了啊！探查结果证明您得的是胰腺癌，虽然做了根治手术，可是到9月，病情再度恶化，此后您就再没有出过门。
爸，女儿是医生，我知道胰脏靠近腹腔的一个大神经节，癌块侵犯神经会引起极大的疼痛。妈妈在您的病情记录中写道：“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像这样，一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昏昏迷迷地睡着就讲谵语，有时听到在叫亮亮。”可妈妈却从没听过您哼一声。有时她看您太痛苦了，就劝您：“实在忍不住就哼几声吧，哼几声吧！”您说：“哼有什么用，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的，为什么还要给你增加痛苦？我咬咬牙就过去了。”有一次，您夜里痛得实在熬不住了，就请求身边的监管人员给您几片止痛片，遭到的竟是厉声呵斥。极度衰竭的您，只好从床上挣扎着起来，踉踉跄跄，一跌一撞地去取药……即使到了这样的地步，您明知已患了不治之症，仍然倔强地对妈妈说：“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爸爸，可以说，一直到心脏的最后一跳，您都还抱着强烈的生的愿望。您死的时候才61岁……61岁！……
10月中旬，您差不多已是濒于死亡的人了，可就在这时，上面却来了命令，让您到外地去。专案人员对妈妈说：“根据一号通令的精神，陶铸要马上离开北京去安徽合肥。我们给你考虑过了，最好去广东插队。如果你要同陶铸一起去，到合肥后要断绝和女儿的一切来往，因为陶铸的住处不能让人知道；如果你不去合肥，那么就要和陶铸断绝联系。”直截了当他说，他们就是让妈妈在您和我之间作一个选择，妈妈同您商量，您经过反复考虑后对妈妈说：“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吧，现在不行，将来总还可能。有你和亮亮在一起，我也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妈妈还能说什么呢？爸，我的爸啊！
生离死别的三天，您和妈妈是在怎样一种难熬的悲哀依恋中度过的，我无法想象，可听妈妈讲，你们彼此谁也没有说过一次伤心的话。妈妈强捺着悲痛，为您准备了该带的东西，什么都为您想到了，什么都为您拼命做到了。您能给妈妈的仅是一首诗：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今天，我读着它，依然像九年来每次读到它一样感到震动。爸，这哪是一首诗，这是一个痛苦而坚强的心灵的跳动。它熔铸了您做为一个革命同志加丈夫的全部情感和信念啊！
分别的日子终于到了，再有一个多小时您就要被押送合肥。您知道此去离泉台只有一步，您再也见不到妈妈和我，妈妈也知道这是你们的诀别，可你们这对为共产主义共同战斗了四十多年，同度忧患，感情笃深的老夫妻竟然没有掉一滴泪。您由于不完全性肠梗阻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妈妈强颜欢笑地为您切了一片薄薄的面包。为了安慰她，您忍着巨痛一口口把面包强咽下去。每咽一口，您都要流一头汗啊……
专案人员问您还有什么话要讲，您沉思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他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爸爸，您就是这样威武不屈，一直到死，也没向江青和陈伯达他们低头。就要分手了，您无限深情地对妈妈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等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相信亮亮也会这样做的。”说完，您和妈妈握了握手，妈妈要送您也不让，就这样由人架着上路了。您和妈妈分别得那样从容，那样镇定，你们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想到的仍然是革命，是对党的忠诚，是共产党员的气节和对下一代的教育。爸，你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民，而惟一属于你们的女儿，却在临死前都没能见她一面，您死能瞑目吗？
爸爸，妈妈把您的遗言告诉了我，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九年了，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您的话。“四人帮”被粉碎前，一个“黑帮”的女儿，生活的道路是多么艰难，她要不断地受到各种歧视和冷遇。有时，在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后，我真想破罐破摔，自暴自弃，可是一想到您，我就又觉得不应该那样做。我随时想到我不单纯是一个陶斯亮，我是陶铸的女儿，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耻辱的称号，那是因为江青他们在您的名字上泼撒了污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