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被这伙人包围了起来。再看会议室，里边空无一人，根本没有开会的迹象。张学思目光严厉，直逼对方，厉声问道：“你们想干什么？”那个李作鹏的亲信冷笑着哼了一声说：“我向你宣布，根据上级决定，你被逮捕了！”对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海军的所作所为，张学思是心里有数的。他也估计到李作鹏一伙早晚是要整他的，但他还是不曾料到，他们竟会采取如此卑鄙狠毒的手段！这就是“左派”领导的革命行动吗？张学思的愤怒很快变成了蔑视，面对镣铐他嗤之以鼻，用轻蔑、辛辣的语调说：“你们也太不光明正大了！既然是上级决定，那完全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我的罪状，然后把我逮捕起来，为什么还要用欺骗的手段把我骗来？！”几句话说得那亲信无言以对，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张学思架上了囚车。
（四）
张学思被关进北郊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营区里。营区的一角有一排陈旧的平房，这里原是一个连队的营房。平房的走廊在中间，两边临时间壁成一间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玻璃窗外安上了铁丝网，窗户紧闭着，下半截还糊上了报纸，以阻止屋内的人向外观望。房子很阴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湿，屋子不通风，很闷。
张学思走进这个环境，心里充满了屈辱。第二天，张学思就写了一封短信向李作鹏和海军党委提出询问：“究竟为什么要把我关押起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或什么罪行？”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回答。9月16日，张学思又写了一封信提出质问：“抓人总得有个理由吧？你们叫我反省也好，交代也好，起码也要告诉我反省和交代哪些方面的问题吧？！”这次，李作鹏在信上批了几句话：“张学思的信如何处理有两个方案：一不理他，二告诉他可能问题严重，正在审查中。”结果还是不做回答。9月27日，张学思第三次写信质问，还是没有任何回音。
就在张学思被诱捕的当天早晨，李作鹏一伙就派人奔到张学思家里抄家。谢雪萍同志质问他们为什么把张学思关起来？他是什么问题？回答是：“有重大政治问题，不能告诉你，你们也不要打听。”
张学思被关押，到底凭什么？全海军机关除了李作鹏一伙，谁也不知道，就连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同志也被蒙在鼓里。
在那个黑白混淆、人妖颠倒的年代，哪里还讲党委领导和社会主义法制？人已被抓起来了，却还没有立案。9月13日，李作鹏才指使其亲信搞了一个以海军党委名义上送的“立案报告”。报告说国民党特务机关长期策反张学思，张可能有重大的政治问题，为此“请示对张学思进行隔离审查，并向海军直属机关各级领导和革命群众公布张的问题。”可是，这个“立案报告”还是被周总理看到并压了下来。当时，周总理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但为了保护张学思，他仍很策略地批示道：“此事待成武同志回来考虑。”周总理的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不同意立即抓人；二是把这件事交给当时主持总参工作的杨成武同志来处理，进而把张学思保护起来。然而，他哪里知道，李作鹏一伙早已秉承了林彪的旨意，先斩后奏，把张学思已经逮捕关押了。周总理还批示道：“事情没有查清之前，不要向群众公布。”然而，林彪的一伙亲信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周总理批示之前，他们对抓张学思的事一直保密，总理批示刚下，“张学思是特务”等谣言就迅速传遍海军大院。有个别的狂妄之徒甚至提出要“揪张学思的后台老板！”想通过整倒张学思来诬陷栽赃周总理。
张学思被捕后的一天，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来到张学思家中对他的夫人谢雪萍说：“我们是上级派来的专案组。你和张学思1961年参加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是哪里通知你们的？什么人主持的会？讲了什么话？有什么活动？”谢雪萍一想，“这不是要调查周总理吗？”一股怒火涌上她的心头。
原来，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一伙要调查的，是指1961年12月12日由周总理主持举行的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张学思夫妇和杨拯民夫妇，应周总理邀请而出席，他们就坐在总理的一左一右。席间，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表达了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怀念之情。张学思感情异常激动，在给周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总理也难过得流下了热泪，深情地对大家说：“25年了，杨先生一家4人牺牲了，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张学思因悲伤过度，未能终席。散席时，周总理还专门去看望了张学思。
对于林彪一伙要张学思夫妇交代的所谓“问题”，谢雪萍愤慨地说：“要调查，你们到周总理办公室去，那里有记录!”说得来人无话可说，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张学思在被关押的日子里，非常想念长期爱护和保护他的周总理。1967年10月5日，张学思向周总理写信申诉：
“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虽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