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
早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毛主席对刘传新上报的诬陷材料就提出过质疑；“１０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１０００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斥责谢富治、刘传新的行动“是剜心战术”。
然而，刘传新自恃有后台为他撑腰，极力想维护他在公安局夺权后所窃取的统治地位，他不仅对毛主席的告诫置若罔闻，而且对周恩来的指示极为反感。在市公安局传达、贯彻第１５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时，刘传新继续坚持说前１７年的公安工作执行的是一条“又粗、又黑、又深、又长的黑线”，“有人想借一分为二恢复老一套”。
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刘传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把社会上流传江青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１９７５年底到１９７６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谓“谣言”１０００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刘传新的这一系列表演，加深了“四人帮”对他的信任。他有幸作为亲信提前从“四人帮”那里领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旨意，所以他的“批邓”口号也比社会上早喊出了两个多月。还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刘传新便在市委常委会上以《“多纲论”的反动实质》为题发言，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一朝权在手，就来搞复辟”。紧接着，他又先后三次在市公安局的干部会议上借题发挥，宣称邓小平“纠集了一个右倾翻案集团”，邓小平是“社会上地富反坏右、新老反革命、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组织者、策划者、煽动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全国资产阶级的活圣母”。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使亿万中国人民悲痛欲绝。但是，与人民为敌的“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为了压制群众对周总理的无限哀思，竟下达了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写悼念文章等一道道禁令。还在为周总理治丧期间，他们便别有用心地炮制出了阴阳怪气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强奸民意，蹂躏党心。紧接着，又公开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矛头，直指刚刚着手拨乱反正、整顿国民经济的邓小平同志。
“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卑劣伎俩，激起了首都人民的强烈义愤。４月２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４月４日是清明节，又恰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出现了更为壮烈的场面。就在这天，“四人帮”下达了镇压的指令。于是，他们在公安部门的党羽亲自带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牌号，拍照诗词，还派人在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公安局长刘传新特地布置“把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
子夜时分，一队队民兵开进广场，纪念碑东西两侧穿棉大衣的人群渐渐拉开了阵势。广场东侧突然杀出一彪人马，迅猛地冲向纪念碑，等候多时的民兵和警察趁机一齐扑了上去，几个朗诵诗文的人很快被抓了。当一辆警车开过来，几名警察冲向那个正在朗诵《请收下》的青年时，他们一边不无揶揄地叫喊：“收下吧，收下吧，把你也收下！”一边疯狂地揪下那个青年，把他扔进警车里。
紧接着，２００辆卡车开进广场，２０００多个花圈被洗劫一空。
第二天凌晨，北京市公安局下属各处的干部和群众紧急集合，接受处领导传达市局的命令：根据上级指示，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昨天夜间，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已全部搬走。大家现在到广场去的任务，是劝阻群众不要再送花圈，不要再搞悼念活动，各自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人们没有被吓退。９点以后，广场上至少群集有十几万人，他们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推翻市公安局的广播车，点燃了“联合指挥部”的汽车。
就在天安门广场热血沸腾的时刻，“四人帮”及其爪牙也在策划“反击”。
他们在中山公园成立了新的民兵指挥点，在２８中学设立了公安局的西部指挥部。出动民兵５万人，警察３千人、卫戍部队５个营，分别驻扎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２８中学、空军招待所等处待命。
晚８点左右，临时设在历史博物馆内的“联合指挥部”通过电话落实各路队伍的集合情况。
９点２９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待命已久的警察、民兵、部队一齐出动，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广场西侧的数百名警察，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集中在纪念碑前的群众。一时间，木棒、皮带雨点般地落在手无寸铁的群众头上、身上。纪念碑周围，呼喊声、怒骂声、追打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一阵腥风血雨的镇压之后，２００多名被抓的群众一个个被推进吉普车，开往关押的地方。
在刘传新的指使下，清明节期间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上偷记的１１５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８０多个单位，全部受到追查，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身上。公安局还搜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