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也很少有人来看她，形同软禁。贺告诉我，她听一个红军女干部讲过，毛主席对自己和贺离婚和江青结婚也有后悔之意。延安时期，那个女干部的丈夫和一个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好上了要和她离婚，女干部不依不饶，到主席那儿告状，要求处份丈夫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错误，毛听任她哭泣一番后，好半天才吐出下面一番话，“我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你让我怎么处份他呢？”。女红军楞了一下，转身边走，痛快地离了婚，从此再也没嫁人，只领养了几个烈士子弟在家。当时中央许多领导都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为此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决议，江青作为主席的生活秘书，不能在公开场合用主席夫人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在我的记忆中，江青第一次以主席夫人名义在报纸上出现是文革前1965年主席接见从美国归来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时候。文革开始后，江青一直代表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打倒了不少老干部。1974年以后，她似乎不太在公开场合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了，据说毛主席已不和她住一起了。)贺把女红军的故事讲过后，方大龙也说，他听文艺界的人讲，江青过去和上海的一些演员关系很好，前两年，有个曾和江青一起想投奔延安的著名的男演员一直没有得到解放，别人要他交代在新疆的叛变问题，他始终不认罪，逼极了，便大叫“江青同志了解我”，弄得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只好托人传话给他，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的问题，答应只要你不再把自己的问题和她联在一起，端正态度，马上放你回家。
晚上，我们又应宋一平在北京住所的主人邮电部副部长李xx的邀请，到那里去吃饭。宋一平的父亲是个老劳动模范，那年当工宣队时保护了落难的老干部李xx。四届人大后，李xx当上了副部长，不忘当年的救命恩人，问宋一平父亲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老工人要求不高，说我儿子二十多了，还在农村插队，这样下去连媳妇都找不到，你能否给开个后门，调回上海咱不想，在当地给他安排个工作就行。这次宋来北京就是准备谈工作的事的。李副部长听说宋还有几个插队的朋友一起来京悼念毛主席，便让我们一起去谈谈。李副部长深情地回忆延安时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情景，他说，那年延安大整风抓知识分子出身的国民党特务，我们搞电台通讯的人员差不多个个都受到审查，搞得大家情绪很不稳定，最后没办法，只好托我们的王诤部长向主席反映情况，他过去是国民党军官，但参加红军后一直受主席信任。主席知道后，便在春节时到我们工作地点来拜年，把我们都解放了。
在这非常时期的北京，充满着悲伤、不满、紧张、恐怖的气氛。人们对领袖毛泽东的去世，心情自然是悲伤的，但对挂着主席夫人头衔江青和她的政治夥伴张春桥则心存不满，因为国家今后前途未可预知，大家都有些紧张。当时四．五事件的余波未尽，加上毛的去世，只要你在公开场合中发表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就会被人汇报上去，当作现行反革命被追查。某部有个人在学习会上散布内部新闻，中央决定保存毛主席遗体，已把毛主席遗体中的心肝肺都挖了出来，因为越南的胡志明遗体比苏联的列宁遗体要保存的好，还请了越南专家来帮忙。那知道被人反映上去，变成污蔑毛主席没有心肝，公安局马上派警察来把他拷走了。我们在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家那个小四合院里聊天的当天晚上，就有户籍警上门调查白天是否有人来此聚会过，说如果有外地来客住这里，你们家也应该和普通居民一样申报临时户口等等。王副司令的儿子说，直打他们家搬到这儿，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都没有上门查过户口，这会儿政治形势一紧张，准是隔壁院子里那个居委会老太太听见你们在说什么事告的状。当时人们互相告诫，说话要小心，提防有人打你小报告，在紧张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感。我们在方大龙亲戚家看他表哥抄的四．五清明天安门诗词时，那个靠买冰棍为生的老奶奶马上端个小凳子坐到厢房前的院子里，看到有人进出，便大声喊叫：“大妈，您上街道开会啊。小五子他爹，今个下班咋那么早啊？”。提醒我们在屋里说话的人把声音放小点。老奶奶解嘲地说：“快解放那年，大龙他表姑和一帮学生到这里来开会，我坐在大门口给她们放哨，提防国民党警察和便衣特务就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真厉害，连几十年的老街坊邻居都要提防”。
当然私下直言不讳的人还是有的。当时在北京遇到的一些在文革初期挨整，后来被周恩来、邓小平解放重用的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都认为毛主席死后，中国局势肯定会朝着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方向发展，不得人心的江青等人失去了支持，肯定会下台。有个老教授对我说，“我就不相信那些老干部会违背民心，听任江青再胡作非为。张爱萍(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负责人，后任国防部部长)去年复出后，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好，好个屁，好得我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多了根拐棍。”吓得他老伴直埋怨他苦还没受够。
我们到北京来奔丧的目的之一，是想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的遗体。我们知道，毛和中央一些领导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一份倡议书上签过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