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劝降者：“吾头可断，心可剖，欲降不能！”并于即日起绝食。清人知其不屈，遂令何自缢。二十六年后，清廷表彰何氏“忠诚”，将其遗骸迁至黎平故里安葬，并为他建了祠。弹指三百年过去，头脑里满是毛主席语录的黎平中学生，不仅将山里古庙中的佛像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４２）
中国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１５１０－１５８１）的诞生地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４３）了。（一九八二年修复）
山东人蒲松龄（１６３０－１７１５）留下的《聊斋志异》五百篇，只讲神鬼狐仙，不讲阶级斗争，足证其反动透顶。可惜红卫兵掘开他的坟才明白，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亏得一位旁观者有心收藏，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４４）
安徽全椒县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１７０１－１７５４）的故乡。《儒林外史》专为“反动封建文人”树碑立传，作者吴敬梓也属反动文人。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也被革了命。（４５）当来客向该县革委会主任打听吴敬梓旧居的情况时，那主任竟瞪着眼睛反问道：“吴敬梓？吴敬梓是哪个公社的？”
山东堂邑（今聊城）人武训（１８３８－１８９６），早年丧父，以行乞事母，母死后继续行乞，终生以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为己任。当地人把武训视作骄傲，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但他不想革命，只想教育救国，毛泽东登台不久就发动批判运动，将他骂得一钱不值，并派江青领队，兴师动众地到堂邑武训老家调查，宣布武训是个“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在那之后长大的中学生，除听说武训是个“反动派”外，对他一无所知。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算是彻底打倒了武训。（４６）
清朝末代丞相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生前用慈禧太后赏赐的钱在家乡河北南皮县办了一所中学。如今该中学的红卫兵在批斗张之洞的后代、焚烧张家书画之余，又决定刨张氏的坟。他们手执皮带，驱使“黑五类”刨开了张氏的坟。不料，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遂命令“黑五类”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４７）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清朝三千多名太监，其中以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最为豪华、壮观。附近小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被学生赶去，凿开墓穴，革了他的命。但老师们费了几天才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历史学家从此又添了个疑案。（４８）
各地在“破四旧”中还有许多主人不甚出名因而不广为知晓的古坟被砸毁。例如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４９）不在此一一赘举。
走入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牺牲。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的主角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个“保皇派”。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展览结束，康氏颅骨无人过问，幸得展览馆的美术工作者王集钦悄悄收进木箱，文革后重修康墓时，方得将康氏颅骨收殓安葬。（５０）远在杭州的三潭印月，碑亭里那副“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的对联是康有为撰写的，也同时被砸烂。
一九○九年建成的京绥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铁路。其主持人詹天佑（１８６１－１９１９）去世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京绥铁路同人在该铁路穿越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为他建了个铜像。几十年来，从北京来访八达岭的游人到此下车，莫不瞻仰詹氏铜像。但詹氏十一岁赴美留学，二十岁归来，显然属于毛主席划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北京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觉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铜像也好。他们扛着红旗，举着《毛主席语录》，沿着詹氏建造的铁路而来，砸掉当时政府总统徐世昌颁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铜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铜像凄冷地躺在青龙桥车站上时，远在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