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边走进两人来到谈根发面前:“我们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酒胆正壮的谈老板仗着身边人多,不可一世地嚷嚷道:“啥事情,喝了酒再说。”来人威严正色:“跟我们下去!”谈根发见势头不妙,怕在众多手下人面前出丑,只好乖乖地跟下楼,后面还跟着两个保镖。当他一看到院子里停的警车,当即傻了眼,又色厉内荏地喊道:“我是区人大代表,你们不能这样抓我!”两个保镖也窜上来企图阻拦,公安干警厉声喝斥道:“你人大代表的资格已经被罢免了。谁敢阻挠执行公务,就连谁一块抓!”保镖被喝退了,谈根发灰溜溜地被押上了警车。
在被押往看守所的路上,谈根发双腿发抖,头冒虚汗,但仍自我安慰道:“我没事的,我的朋友很多。如果十天后还没人把我弄出去,我就‘喷人’(检举别人)。”
果然,在审讯期间,谈根发幻想着他收买的那些“高官朋友”能拉他一把,拒不交待实质性问题。办案人员从外围入手,对会龙公司进行了全面财务审计,并从他的情妇那里取得了突破,发现了其贪污、行贿、挪用公款等重大犯罪事实。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谈根发终于绝望地意识到,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人能给他以庇护了,其肮脏的灵魂彻底暴露在阳光下。在他一次供出的向90多人行贿送礼的名单上,无锡市副市长丁浩兴、市检察院检察长高振家夫妇赫然在列!
中介人的结局
10月6日,无锡市千万名市民从电视上、报纸上、街上的通告栏里,得知了一个特殊消息: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责令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的中介入限期交代问题的通知》。“通知’责令:中介人等应于1994年10月21日前到当地执纪执法机关说清情况、交代问题:将所得钱物全部退交到指定的专门机关。
当天,中共无锡市委办公室向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转发了“通知”。第二天上午,无锡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迅速贯彻落实。
一时间,“两院通知”疾风般吹遍了无锡城内的大街小巷。
原来,随着查案的展开与深入,一些参与集资活动的中介人迫于形势,在组织谈话教育或经采取审查措施后,开始向工作组交代问题。但更多的人虽感觉到了压力,但仍抱着幻想,在观望。鉴于中介人涉及面大,情况复杂,工作组本着教育挽救大多数,惩处少数的原则,加紧依据有关法律制定出处理中介人的若干政策规定,并报请中纪委协调会讨论通过,省委批准,“以两院通知”的形式,公之于众,给大部分中介人敲响了“醒梦”的警钟。
法律的威严,慑魂荡魄。
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到执纪执法机关交代问题的,曾以各种方式参与介绍、组织集资活动的人数,增加到了120多名。
贪心者的发财梦,最终破产了。
中介人队列望风披靡。
也许由于出身、阅历、背景的不同,也许由于性格、心理、素质上的差异,“四大名旦”不仅“发家”的方式不同,而且在面临破产、覆灭的命运时,各自又有不同的表现。
黄桂芬于9月2日被检察机关收审。这位靠给邓斌当奴仆发了家的农民临时工,如今从青云间跌回泥土中,又现出了可怜相。她自知罪孽重大,便呜咽涕泣诉说自己在邓老太面前受的苦痛,以求换来些怜悯,开条生路。
农民出身的“书记夫人”戴宝珍,于9月15日被收审。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会囚于铁窗之下。悔恨交加,痛哭失声,只骂自己愚昧无知,心太贪。
然而,另两个“名旦”,却借其“精明”的头脑、刁钻的心计以及各自特殊的背景,在阴暗的角落里自编自导了一幕幕丑剧。
金惠珍,见新兴公司案发,情知大势不妙,一边紧急把非法获利分给经她组织而本金没有收回的集资者,一边把她集资的老关系无锡县某村党支部书记李某叫到家中,以检察长夫人的身份威逼他出面替她承担责任,还编造了假相,订立攻守同盟。由于社会上对她夫妇反应强烈,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金惠珍又装模作样地找到有关部门的领导,声称要“辟谣”,进行了颠倒黑白的“解释”。
由于其丈夫高振家身为检察长这一特殊背景,为调查工作增加了困难。直到1995年初高振家被工作组立案调查之后,金惠珍才于同年3月9日被检察机关收审。
就在金惠珍大搞阴谋的同时,她的联姻亲戚——姚静滑,也在作着精心策划。
由于她所经手介绍、组织的大批集资尚未兑付本金,为了避免引火烧身,她急电北京华诚纺织联合公司总经理周涵春——曾经为她提供了几千万元集资本金的大老板,再为她筹集资金,填补漏洞。这位堂堂的厅级干部、年逾六旬的总经理,唯恐唇亡齿寒,只好屈尊飞往无锡,与姚共商对策。
头天夜里,二人订好了攻守同盟。第二天一早,周便带领姚的表弟直飞佛山,从下属企业里挪用了446万元资金,汇到无锡填补漏洞。
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