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金本人做过小学教师，在机关干过人事工作，退休前系无锡市公安局预审股预审员。
1991年深秋时节，金随丈夫应邀参加一个宴会，席间认识了邓斌。两人一见如故，格外亲热。邓斌对这位“官太太”自然另眼看待，金惠珍对这位“女能人”也自有打算。
她与邓斌拉关系有着更为长远的打算。她早已忍受不了干部家庭的清贫生活，眼看着丈夫行将退休，便立下宏愿，要在丈夫手中权力“过期作废”之前，挣下一幢小洋楼、一辆小汽车，再存上二三十万积蓄，保证自己何去何从舒舒服服度过晚年。她把实现这个目标的希望寄托到了邓斌和新兴公司的非法集资活动中。她调动起了全家的力量，狂热地投入到非法集资活动中。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惠珍共组织、介绍非法集资1828万元，获利99．99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金惠珍疯狂地敛财捞钱的同时，她的丈夫高振家也在大肆收受贿赂。尽管他们感情不和，但在贪财上却是共同的。两人由此也便互相包容了。
戴宝珍原本是一名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丈夫升任江阴市委书记后，她才农转非随丈夫进了城，这时她还在自家院子里开出一块地，种种菜，养养鸡。然而，渐渐地，“第一夫人”的称号开始使她懵懂地意识到自己身份的某种“价值”。
邓斌到江阴活动，非常注意结交当地“名人”。尽管戴宝珍的丈夫已调任外地当书记，但影响仍在。邓斌于是专程登门拜访，后来，又请她游历了一番东南亚，这下使戴宝珍大开眼界，心中那种本就蠢蠢欲动的欲望，终于活泛起来。
一些人听说了她与邓之间的交往，纷纷登门求助，她开始有求必应，拿到好处，尝到甜头后，便开始四处奔走，热衷此道。
与前三大“名旦”相比，戴宝珍算不上精明，她捞取不义之财的方法也更为笨拙，更加直接、赤裸裸。她经常公开向集资单位讨要乃至勒索好处费。在介绍桐岐镇工业公司的1800万元集资时，她索要了名贵钻戒、镶翡翠戒指各一只，价值5．04万元。后来又以给邓斌送礼为名，索要了价值5．38万元的红木家具两套。
就这样，这位书记夫人如同她当年养鸡攒蛋一样，先后介绍、组织非法集资1亿多元。从中非法获利53．25万元，非法收入29万多元。
“四大名旦”之流的粉墨登场，是整个非法集资闹剧中的丑恶一幕。她们“唱腔”不同，各有特色，然而贪婪却是她们共同的基调。
案发后，当身陷高墙、被困铁网时，她们又齐声高骂邓斌这个妖精骗了她们。然而，当初集资正狂时，她们无一不竭力与邓斌拉关系、套近乎，纷纷向邓老太行贿送礼。邓斌是个“害人精”，就在于她在欲火自焚的同时，也为像姚、黄、金、戴一样的人打开了放纵欲念的阀门，共同上演了一出自我毁灭的闹剧。
“名旦”背后的老板
“四大名旦”之首姚静漪，在非法集资活动中以介绍组织集资款1．154亿元独占鳌头。她之所以一鸣惊人，与其背后的两大靠山分不开。
一位就是原无锡市检察院检察长高振家，他们是亲戚，姚能在当地网络那么多关系，拆借来那么多资金，此背景有直接作用。
另一位，是原中国纺织总会厅级干部，华诚纺织联合公司总经理周涵春。
周与姚均为无锡县张泾镇人，周的弟弟与姚是老同学，关系很好。姚在投身非法集资活动之初，便想到这位在京当大官的老朋友。1992年6月，她特地跑到北京，以老乡之情求他“为家乡建设出力”。这位周老板甚是乐意在家乡人面前展现一下气派，慨然应诺。先小试身手，一笔给搞了450万元贷款，随后又打电话、批条子，东拨西调，从北京、广东等地的下属企业筹集了2900万元，陆续打到姚专为集资开设的黑帐户上。姚静漪靠这些资金从新兴公司共得利息数百万元。
看到姚静漪发了大财，周涵春当初“为家乡帮忙”的想法，渐渐转变成了不甘心白白让别人赚钱发财的念头。想想自己也快退休了，手中的“大权”不久就要作废了，以后哪里还会有这样好的发财机会？于是他几次打电话给姚静漪，称自己的单位也要搞些福利，儿子上学还要交赞助等等。姚静漪当然心领神会。1992年底，她带着20万元巨款与弟弟姚××一起飞往北京。时值周涵春出国考察，走前曾给姚留下话，有东西就请他在单位的亲信代转。于是，姚将19．5万元人民币以周和他两个儿子的名义存入银行，又将存折与5000元现金放在一个信封里，交给了周涵春指定的人。周出国回来后，接过信封看了看，心满意足地放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默契，周、姚间的合作愈来愈频繁、顺利。
周又以华诚纺织联合公司的名义，从北京中信某信托投资公司贷款950万元。并将此款汇给姚静漪投入新兴公司。集资到期后，他指使姚将此款中的500万元汇到他外甥俞伟的吴江市横扇供销社，然后又让该社将此500万元贷款利息付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