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领袖汉斯·弗朗克博士。
军人们反对剥夺他们在东方的大权吗？他们抗议希特勒背弃由武装部队掌握执行权的诺言吗？没有。将军们为这位独裁者不要他们对屠杀负有责任而感到高兴。狡猾的希特勒事先故意向军人们描绘的波兰未来的可饰形象，令人喘不过气来。１０月１７日，希特勒阐述了他的对波政策要点。震惊不已的军人们匆忙将其记录下来：“无情的民族斗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些方法同我们的原则是不会一致的……要阻止波兰的才智之士充任领袖阶层……清除新老德国领土上的犹太人、波兰佬和贱民。”
军人们毛骨悚然地走开了。希特勒的估计完全正确，这一点可由冯·伦斯德大将的表现来加以说明：这位东总在获悉老纳粹弗朗克出任总督时，立即提出辞呈。将军们忙不迭地急于结束军管，以致来不及建立新的国家行政权构，军方就已撤走。于是出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法律真空”，希姆莱利用这个时机，派他的党卫队和警察部队乘虚而入。
新的行政机关的统治者们还未来得及开始工作，隶属党卫队控制的政府就已将波兰置于它的蛛网之下了。特别行动队变成了地方常驻的区秘密警察局和区保安处，它们在总督辖区的各地区，由一名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司令统管。波兰五个地区的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司令，受保安警察兼保安处总司令领导，后者又直接所命于德国中央保安局。同时，在波兰被占领区还铺设了另一条警察渠道，即风纪警察的指挥系统。风纪警察在战争爆发时即进行了动员，好多个警察营参加了征服波兰和特别行动队的某些活动。风纪警察体系建制和保安警察一样：总督辖区的每个地区设风纪警察司令一人，整个总督辖区设风纪警察总司令一人，总司令又受风纪警察总处领导。
掌握实权的是控制两条警察渠道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从１９３７年起，德国就有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了，他们多半是希姆莱派在各军区作为他的代表的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他们的任务名义上是在动员时采取措施协调所有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实际上是希姆莱所企求的党卫队和警察一体化的铁钳子。
新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被委以监督东方所有警察和党卫队组织的全权，构成对付黑色集团内部海德里希的优势地位的干衡力量，并建立起希姆莱用以充当铺袖意志的真正体现者的政治警察特别行动权。
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还待别关系到希姆莱的意图在东方能否得到贯彻。全国领袖给自己挑选了三个人，他们都是手段强硬、雄心勃勃的党卫队领袖，干劲很足但又并非强大到足以对希姆莱构成威胁。他任命地区总队长里夏德·希尔德布兰特为维斯杜拉(但泽)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此人是老战士，有“小希特勒们”的对头之称，曾因为同纳粹党区领袖施特莱彻争吵，一度被希姆莱撤去党卫队内一切职务。地区总队长威廉·科佩是一名有魄力的干部，被任命为瓦尔特兰（波森）党卫队兼督察高级领袖。副县长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被任命为东部(克拉科夫）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他是最不受欢迎的党卫队领袖之一，为冲锋队所憎恨。因为他在１９３４年６月３０日玩弄两面派手法，传播谣言，自命博学，对所谓不忠于路线的同事进行诋毁，连希姆莱也几乎难以忍受。希姆莱还破天荒地给驻波兰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配了一个助手团：党卫队兼警察领袖。他们驻在总督辖区的每个地区，也负责确保党卫队和警察在省一级的一体化。
希姆莱依仗在东方迅速建立的党卫队兼警察体系，要求在德国占领政策中担当领导角色。现在，他自作主张，不同武装部队进行商量，也开始把矛头指向溃散的波兰部队和新成立的游击队。在反游击队的幌子下，希姆莱的部队继续大肆消灭波兰上层人物。波兰人不断被捕，并随时排成一行行遭到杀害。仅１９４０年春的“特别绥靖行动”，就有三干五百名波兰人被枪杀。
希姆莱的部队以名正言顺的占领军自居，致使武装部队将领们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武装部队收集材料反对党卫队，部队的报告从各方面源源送来。在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瓦尔特兰区军区司令贝茨尔将军报告：“所述这些组织（党卫队和警察）几乎在所有较大的村镇进行公开枪杀。枪杀各种各样人物，而且经常令人不解，其做法很不光彩。几乎总是一边抓人，一边抢劫”。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关于图尔克城所发生的事件报告说：“……一批犹太人被押进犹太会堂，命令他们一面唱着歌并爬在地上钻板凳，一面由党卫队员用鞭子不停地抽打。然后强迫他们脱下裤子打屁股。一个犹太人吓得大小便失禁，竞逼迫着他把屎尿抹在别的犹太人的脸上。”１９４０年２月２日，南部边区总司令乌莱克斯将军写道：
最近一段时间内，警方人员暴行层出不穷，缺乏人性和道德感，实在令人费解。以致可以称之为与禽兽无元异……摆脱这种不充彩的、玷污整个德国人民声誉的状况的唯一办法，我认为是……立即调走和解散所有警察部队包括其全体高级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