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运动列为党卫队员的一项条件，或许有人觉得奇怪。其实，这是为了表现德意志人的尚武精神和出于希姆莱想把党卫队变成骑士阶层的需要，没有健康强壮的体魄是不能够战斗的。
因此，在党卫队以及各重要部门的人事档案的评语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字样：“×××·××，纯亚利安人，优秀运动员。家庭观念极强，对帝国的事业无限忠诚……”
这些党卫队新成员宣誓之后获得了党卫队短剑。从此他们便有了杀人无罪的权力。
对青少年进行纳粹思想灌输的组织——希特勒青年团也建立了起来。１９３６年有一条法令规定：青年人有义务在青年团中服役。也就是说，青年从十六岁起就处在纳粹思想的熏陶之中，种族优劣论、生存空间论、绝对服从论等都是教育的必备内容。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希特勒讲出了他对德国青年的企图：
如果敌人说，我不到你们那里去，你们也别想抓住我。那么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他们：“今天，你的孩子已经属于我们。一个民族是万古长存的。”
“种族选择”和“绝对服从”影响了整个一代青年人。对每一个德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导致了排犹、杀犹，导致了侵略战争，导致了疯狂的掠夺。如果一个民族被一种极端的邪说引向歧途，它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们应该说，德国人民是无罪的，希特勒一伙才是罪魁祸首，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才是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恶魔。
然而，同样作为法西斯专政机器的组成部分的各个机构，它们之间的运转也并非协调一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陆军同盖世太保积怨由来已久。
事情出于偶然。１９３６年５月，警察总局柏林第一审法院推事恩斯特经手审讯一名惯犯施密特。他多次犯有盗窃、讹诈和侵吞财物罪，是法院和监狱的常客。这次，他又因涉嫌讹诈被逮捕。
最初的审讯，他只承认了几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但是恩斯特乘胜追击，使这个罪犯又供出了对几百个人、其中包括一些知名人士进行讹诈的罪行。他抓住了这些人搞鸡奸的事实而进行讹诈。这些人当中有自由团领袖的儿子、律师吕狄格·冯·戈尔茨伯爵，有波茨坦警察局长、党卫队旗队长冯·韦德尔伯爵和中央经济部长丰克等。在这一长串名字中有一个“弗立契将军”。恩斯特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追问是“哪一个弗立契？”施密特不肯回答。
本来是一件普通的案子，却引出了震动整个帝国的大案特案。设在秘密警察处里的“全国打击鸡奸罪行中心”受理了这个案件。党卫队多么希望这个弗立契就是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大将啊！如果真的是他，就可以打掉他，从他手中夺过国防军对武器的垄断权。
审讯者将一本相簿摆在讹诈犯面前，他一下子便认出弗立契男爵的照片，受到软硬兼施的施密特终于交待了他的讹诈经过。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末的一天晚亡，他在柏林万湖火车站前厅，盯住了一个身穿深色大衣、头戴深色礼帽、围着白色围巾、戴着一副单眼镜的人。他见这个气度不凡的人和同性恋者丁·魏国格特纳一起离开车站大厅，钻进一条供铁路局专用的胡同。他好奇地尾随其后，惊异地发现他们俩在那里发生了鸡奸关系。过了一会儿，这位先生出来了，走到波茨坦广场附近的车站。施密特看到这是一个敲诈的好机会，便跟上他，向他讲他见到的一切，并自称是刑事警官克勒格尔。这位先生出示了身份证，那上面坦白无误地写着“冯·弗立契”。
接着进行“私了”的金额谈判。弗立契说身上只有一百马克，请他去家里取。在弗立契的家门口，施密特得到了五百马克。转年１月，他又得到了约定的剩下的那一千马克。
令人不再怀疑的供词摆在希姆莱的办公桌上。他很快便向希特勒报告这一重大案件。希特勒看后，指令“烧掉这种无聊的东西。”希姆莱有点不识相。当时，希特勒对陆军非常信任，听不进去任何反对陆军将领的话，他需要这些将军去占领夷邦，征服欧洲的战争迫在眉睫。
秘密警察亦对弗立契案件饶有兴趣。在这位陆军总司令出访埃及时，派了两名秘密警察官员进行监视，以便看他是否出入有鸡奸活动的酒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新婚旅行刚走不久，“妨害风化罪行”科的瑙克就把一包淫秽照片交到了中央刑事警察处全国技术鉴定中心头目米勒的手中。照片的两个人中，陆军元帅准确无误，可是那位裸体女人却看不清楚。最后他们找到了戈林，他是元帅的证婚人，并参加了婚礼，一定熟悉他的夫人。
戈林惊喜了，那女士不是元帅的夫人，他可以利用这场丑闻把陆军元帅赶下台。如果元帅下台，接任他的第一人选将是弗立契大将。因此，他戈林要一箭双雕，然后自己当上战争部长。
二十四小时后，当希特勒风尘仆仆地从伯格霍夫回到总理府时，戈林顾不得领袖旅途劳顿，边不及待地进见。希特勒接见他后，“非常激动，但并不显得怎样忧虑或难过。”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