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处，并为之效力。不长时间内，丹蔡森就有了六十九名工作人员，他们的活动范围可以从党卫队南德地区总队本部、慕尼黑警察局政治部，一直延续到褐色大厦，一批公务员和警官热心为他们提供情报。在巴伐利亚邦等各个劳动局里，丹蔡森也埋下了耳目。
邦劳动局的汉斯·卡伦巴赫是丹蔡森的热心合作者。他打着受党的委托给全国的老纳粹党员安排工作的旗号，吸引了很多有所求的人围在他的屁股后面转。周围的人对卡伦巴赫的身份毫不怀疑。
直到丹蔡森用攀握的内部材料，向纳粹的高级干部进行讹诈时，秘密警察才发现他们的真面貌。甚至这时，还有许多人认为是秘密警察搞错了。
这件事对海德里希震动很大。在他自以为如此严密的监视和控制系统的眼皮底下，竞发生了这件长达三年、并骗过很多人的大案，不能不说是个巨大讽刺。他看到，单纯依靠秘密警察堵塞不了类似的漏洞，现在该是利用党卫队保安处（ＳＤ）的时候了。
“党卫队全国领袖保安处”起初只有一百名处级机关的和一百名名誉领袖的工作人员，它从未有过什么显赫的功绩，希姆莱也很少利用它做什么事情，甚至连党卫队队员也不知这个保安处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在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头几年中，保安处就是一个受中央指挥的情报机关。它的成员是一帮精干的青年领袖，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的监视和观察系统。这个谍报机构的幕后操纵者可以假借党领导委托之名，调查和揭发党内的反对者。１９３４年６月，鲁道夫·赫斯曾宣布它是纳粹党的唯一情报机构。
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保安处是有着很深的社会基础的。他们中间大都是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２年间出生的青年人，深受德国青年运动中民族运动派的影响。当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和“凡尔赛和约”给他们造成创伤后，他们便产生了“唯有严格的纪律和个人牺牲精神才能恢复旧有的强国地位”的信念。这种盲目的爱国热情实则是社会沙文主义，也是最易接受纳粹主义和个人独裁的温床。
他们成了法学机能主义者。对法律条文和国家权威抱有极高的希望。他们把重整德国的经济同犹太人联系起来。他们期望着第三帝国再振雄威。
然而，现实让他们大失所望。那些在第三帝国的建立中获得巨大好处的达官显贵们争权夺利，贪污腐败，另立山头，互相倾轧成风，国家的权力受到挑战，领袖的尊严受到侵害，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于愤怒和苦闷中，他们听到有保安处这样一个以揭露国家弊端和国王错误为己任的组织，如同久旱降甘霖，况且这个组织的后面还站着一个前途无量的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保安处是希望，是救星。
法学家奥伦道夫反对党内的国家社会主义一一集体主义思潮，言辞异常激烈，以致被带进秘密警察的审讯室。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的心理有些动摇，我再也没有过去那种为我们民族社会主义奋斗的无忧无虑的坚定信念了。”绝望之中，他的朋友耶森提醒他不妨去找一找在柏林威廉街１０２号保安总处担任一个中央部门领导人的赫恩教授，听说那里有一个经济助理的空缺。奥伦道夫去了。他做梦也没有科到赫恩告诉他，保安处正缺少他这样的人才，他被录用了。
在奥伦道夫之后，黑森党卫队领袖贝斯特博士、萨克森律师梅尔霍恩博士、海德里希的老朋友威廉港法学家贝伦茨博士都相继加入保安处。而后，朋友相互介绍，老师介绍学生，学生介绍老师，上级介绍下级……滚雪球似的相约加入保安处。一支由高智商、高文化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队伍形成了保安处的核心力量。
海德里希和贝斯特之间最初发生过分歧。在任命秘密警察各级人选时，海德里希要派听话的、不拘泥任何条文规定的非法学家担任主管，而贝斯特则提出只能安排法学家的意见。这预示着一场冲突。
１９３５年初，海德里希独出心裁地将保安处一分为二，即党的机构的保安处和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前者吸收所有的保安警察参加，它的目标是将整个保安警察并入党卫队，后者则是“灵活的工具，人民身躯上的、一切敌对集团内的、一切生活领城内的触觉和感觉器官”。（施伦堡语）
这种抽条的做法，使保安处又从质的方面向纯情报机构迈进了一步。
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往往故弄玄虚，不必要地人为神秘化。他们或在数字或在字母上及代号上大做文章，所有各处，中央和主管部门、科组的名称，均以数字代替。保安总处的三个处用罗马数字表示：Ｉ＝组织处；ＩＩ＝镇反处，ＩＩＩ＝国外处。各处的下属机构剧相应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如Ｉ１为中央组织和督察科；Ｉ２为组织任务主管科；Ｉ３为“人事任免科，以此类推。
最重要的中央和主管科，大都由大学毕业的学者和博士们担任领导。工学士威廉·阿尔贝特博士领导中央“组织”科，法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赫伯特·悔尔霍恩博士领导“勤务督察”主管科，教授弗朗兹·西克斯士领导中央“世界观镇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