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葬自己母亲的活动。
有时，新来的人(主要是波兰来的军用列车上下来的人)知道什么在等待他们，于是就问：“把我们带到焚尸炉吗？”
要把男人和女人与孩子们分开。党卫队医生和党卫队军官着手把新来的犯人分组，他们只用眼睛扫每个人一眼，就用手指指着向左或向右，即是说是生还是死。
把孩子们送去处死，不愿分离的妇女们就和他们一起走。从没有孩子的妇女中，挑选出十六至三十岁的年轻和健康的女人，其他的送往毒气室。被认为有劳动能力的男人通常只有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选中送往毒气室的人被装上汽车，告诉他们，是把他们送到劳动营去。
被认为有劳动能力的犯人必须步行到集中营。如果他们之中有谁不能步行，就把他装上汽车，就是说，把他装上开往毒气室的那辆汽车。
在接受每一列新来的军用列车上的囚犯和进行编组时，总要停一辆代表红十字会救护机构的汽车。这真是厚颜无耻和惨无人道到了极点。这辆汽车跟在最后一辆卡车后开走，似乎是在给这送葬的行列收场。它运送的既不是药物，也不是病员，而是致人死命的毒药——氰化氢晶体，是供给毒气室用的。
有一次，一名老犯人对新来的受难者叫喊说：“给我一块面包吧，反正你们是去死！”站在旁边的党卫队分子记下了这个犯人的号码。营长官不仅惩罚了他，而且惩罚了他所在的那个小队：这个小队的犯人都被送进了毒气室。
另一次，从卡车上跳下来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党卫队分子抓住了他，毒打了一顿，把他送进了焚尸场。１９４３年８月，卡车上装进了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他好几次跳车，并喊叫道，他不走了，他能干活，他想干活。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怀疑，党卫队分子把他装进了救护车。但是，孩子感到事情不妙，打碎了汽车窗户，开始喊叫，结果搞得营长官施瓦尔茨古贝尔最后只好把他带进集中营，直到集中撤离，这孩子一直当听差。
１９４４年６月，筑成了两条从奥斯威辛通往比克瑙的道路。白天黑夜地修筑这两条道路，工程以疯狂的进度进展。结果使许多犯人因力不胜任的劳役而最终耗尽了体力，被送进毒气室。两条路的终端有一座站台和三条铁路线，这样可以同时卸几列军车。
那时，开到比克瑙的有十四列匈牙利军车。车厢把从焚尸场通往奥斯威辛的所有道路都堵塞了。在二十四小时内，卸下了两万人，分编成组，并送进了毒气室。
当时，酷热难当。人们不断地因干渴而死去。每一节车厢有八十人，他们已经完全食水不沾地走了四个昼夜。在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走向焚尸场的公路上，到处可以看见累累痕迹，它们表明，许多人明白了自己最后一段路的目的地，于是，扔掉了贵重衣服，撤弃了手提包和值钱的物品，扯碎了钱币。在一些地方还能看见扔掉的假肢。
甚至党卫队分子(包括军官和医生)也不能收拾这祥可怕的局面。尽管这些人早已变得冷酷无情，尽管他们都已经醉得不能意识到他们所犯罪行的可怖，他们还是要一天数次地换班。奥斯威辛所有集中营的长官们都参加了对新来犯人的可怕的编组。
囚犯的队伍走近了焚尸场的大门，门打开了，犯人们五人一排向里走去。关于这些人后来的命运，已经没有人能知道什么了。不管是谁，哪怕是只有一次走过从铁路站台到焚尸场大门这三百米的路程，那他就永远也不能回来，这就是被从站台上打发往左走的人们的命运。
他们缓馒地挪动脚步。孩子们抓住妇女们的衣服，婴儿被抱在手上或放在摇篮里。押送他们的党卫队分子留在了门外。门上挂着块牌子：禁止外人和党卫队员入内。
院子里有浇草畦用的水龙头和皮管子。队伍散开了，所有的人都扑向水龙头。人们相互推搡着，尽力想灌满自己的水杯。这是不奇怪的，他们已经五天多没有喝水了。在院子里接收囚犯的党卫队分子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他们耐心地等待着，让这些可怜的人喝水。不等他们把水喝足，要把他们排成队伍反正是办不到的。最后，人们被集中在一块。他们沿着草畦旁的小道再走一百米，走向一排铁栏杆。从这里有十二个斜坡通到下边的一间大屋子，屋子的门上有块巨大的牌子，上面用德文、法文、希腊文和匈牙利文写着“淋浴室和消毒站”。这块牌子使人们多少得到点安慰。
他们走进长二百米、刷得雪白和照得通明的大房间。在房子中间有几根柱子，柱子周围和沿墙放着一些木板凳。板凳上方是一排编号的挂钩。大量的各种文字的标语上写着，衣服和鞋子要放在一起，挂在这些挂钩上。还写着，必须记住自己的号码，好在淋浴后能迅速找到自己的东西。人们会想到，这正是德国式的精明。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秩序。因为，这数千双鞋子要送回德国去，供帝国的居民使用，它们是不应稿乱的。至于衣服，也是这样，应当使衣服保持完好，适于穿戴。
在房子里，集中了约二干名男人、妇女和孩子。党卫队分子走进来下命令：每个人都要脱光衣服！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