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要想发挥自己的权势,在德国强权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它只能听凭希特勒和出他任命的党的全国指导处的摆布。
希特勒和党的全国指导处结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在德国外交方面开辟了活动的舞台,允许他大肆施展他的种族主义——民族生物学的狂妄思想:推行徳意志民族政策。
1931年,纳粹党全国指导处建立了一个旨在团结所有居住在国外的徳意志人的国外部。后来这个部改名为“国外组织”,发展很快。队伍不断壮大,1937年已拥有五万多名成员,并很快成了一个方面的强大势力,形成了派别之间的斗争。
希特勒曾派人设法解决这种矛盾,均收效甚微。全国指导处的负责人赫斯想到了把解决这件事情的任务交给党卫队。
赫斯请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选派一个能够消除混乱、建立秩序的人,由他出面去解决这些矛盾。希姆莱抓住这个机会,任命一个最文雅也最狡猾的党卫队副总指挥维尔纳·洛伦茨去领导国外的德意志人,从而把德国外交大权牢牢地零握在手里。
党卫队通过这个徳意志族人中心,不失时机地楔入了德国民族政策一德国外交政策领域,实现了原来的设想,把徳意志族人中心作为党的协调机关。发展成党卫队的一个外交机构,把越来越多的民族政策事务和组织工作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党卫队和保安处的联络网越来越明显地同外交部官方工作交叉重叠。在许多旨在培植同东南欧各国交往的文化团体和一些协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也公然出现了身穿黑色制服、佩骷樱骸标志的党卫队员。他们主管着这些部门,出任主席、会长一类的职务。
希姆莱跟正式主管德意志族人中心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来往特别密切,他们是极要好的朋友。希姆莱寄希望于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想依靠他使党卫队在外交方面有一个强制性的突破。
里宾特洛甫-一后来的外交部长,成了党卫队外交政策上的高级代理人。
这两位亲近的老友相识于1932年底。那时,里宾特洛甫常将柏林达莱姆区伦策大街9号的别墅借给希特勒用于同巴本举行双方秘密会议。
希姆莱当时担负的任务是,帮助害怕跟记者打照面的希特勒翻越后花园的围墙,进出里宾特洛甫的别墅。
两人从此有了交往,成为朋友。此后不久里宾特洛甫加入纳粹党,并要求参加希姆莱的党卫队。希姆莱满足了他的要求,并于1933年5月30日,授予他旗队长的头衔。
里宾特洛甫对希特勒唯命是从,他被希特勒提升为外交特别顾问。希姆莱越加表现出对他的诚挚和友情。当他奉希特勒之命在威廉街外交部对面设立一个办事处,想通过自己的通讯网以监视希特勒不放心的外交部的对外活动时,希姆莱慷慨大方地出人出钱,很快就把这个办事处建立起来。
在这个办事处里,很多党卫队的头头们担任要职。党卫队领袖们成了纳粹外交家们最信得过的人,以至里宾特治甫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外交部长时,希姆莱把他视为党卫队的莫大光荣。
里宾特洛甫上台以后,外交部工作人员集体加入党卫队,穿上了党卫队的制服。里宾特洛甫还把儿子鲁夫送到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服役。
然而时过不久,这两个亲密伙伴却闹翻了。
起因在希特勒身上。占领奥地利之后,希特勒决心扩大德国权力的空间,疯狂地挑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境内的徳意志族人问题。这么干,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正好转到党卫队通过徳意志族人中心已经一手控制的民族工作活动领域,外交官员被党卫队挤得只好靠边站了。
在解决波兰问题之后,希特勒于1939年把战争锋芒对准了捷克斯洛伐克。
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希特勒想出了一条诡计:煽动极端保守的教权主义斯洛伐克入民党的领袖们叛国,脱离布拉格的中心政府,同时又鼓励捷克人镇压斯洛伐克叛乱。之后,希特勒又以仲裁者的面貌出场,将双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希特勒对党卫队保安处寄予很大期望,他们在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唱了主角。
在外交政策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方面可以由里宾特洛甫单独做主了。
1939年1月,希姆莱在希特勒的授意下,根本不跟外交部做任何磋商,就单独支持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将军派十名俄国流亡者去苏联,用炸药刺杀斯大林。甚至不顾外交部的反对,讨好阿根廷总统卡所蒂洛,叫他同德国缔结反美同盟;在西班牙,煽动一名亲纳粹的长枪党领袖推翻无意参战的独裁者弗朗哥;在罗马尼亚扶植法西斯铁卫队上台。
1941年1月20日,铁卫队在布加勒斯特发难,首都各建筑物几乎都落在他们手里,只有总理府还由安东奈斯库本人控制着。情况非常危险,他不得不向希特勒求援。安东奈斯库在希特勒的支持下,终于平息了叛乱。正当安东奈斯库追捕政敌时,党卫队保安处把铁卫队的头头们保护起来。然后,给他们穿上德国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