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垂涎高官显员，施特拉赛就尽量设法满足希姆莱的欲望。施特拉赛在赴柏林之前，提升希姆莱为巴伐利亚一上普法尔茨省党部副书记。
希姆莱虽然投靠希特勒的对手施特拉赛门下，实际上，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不是施特拉赛的侍从。当施特拉赛调往柏林并成为希特勒在徳国北部的对立面的时候，他进一步向希特勒靠拢。
希姆莱觉得在希特勒领导下进行工作是无限幸福、无比光荣的。希特勒也没有亏待他，让他在特权阶层中的地位直线上升！
——1925年任纳粹党下巴伐利亚一上法尔茨区副领袖；
——1926年任纳粹党上巴伐利亚一施瓦本区副领袖，同年任全国宣传工作副领导；
——1927年，二十七岁的他任党卫队全国副领袖。
短短几年，希姆莱从一个无所适从的青年，变成了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纳粹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受到希特勒的赏识。
但是，希姆莱并不满足现有的官衔，他想成为领袖人物。引导党和国民走他所期望的路。
由于他长期在下巴伐利亚邦农民聚集的地方工作，历史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认为农民阶级是民族的本源，自由乡土上的自由农民是徳意志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最强大的后盾。
大学毕业后，在民族运动宣传的影响下，他设想了一种以农业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他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花钱买了一块地，开办了一所农场，以此作为他实现农村之国的胚种细胞。
然而，他的农场没等兴旺发达起来，便很快夭折了。
他把自己的农场因资金不足而夭折，归结到犹太资本的身上。他的理论是：世界犹太民族煽动城市居民反对农民。他认为世界犹太资本通过投机和操纵交易所压低生产价格和提高消费价格。农民收入很少，城市居民开支很大。巨额的中间利润被犹太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所中饱。因此他认定，农民最危险的敌人是“世界犹太资本”。
这可能就是希姆莱反犹思想形成的雏形。
希姆莱当时还形成一种奇特的思想，认为斯拉夫人也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理论根据是，全国农民阶级唯有在反斯拉夫人的斗争中才能保存和壮大自己。
这无意中形成的意识成为希姆莱日后给党卫队纲领提出的两条要点的思想基础，即确定第三帝国反犹和反斯拉夫人政策的基本思想。
这两种观点，后来成为希姆莱反“斯拉夫劣等民族”和反“世界犹太民族”的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
希姆莱的最终日标在暴力反犹的气氛中逐渐形成。反犹已成为纳粹党的最强大的动力。
希姆莱曾深入学习和研究过亲德的英国人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著作《十九世纪的基础》、法国外交家戈比瑙的专著《论人种之不平等》和罗森贝格的《二十世纪的神话》等三本书。
尽管这三本书是互相剽窃，希姆莱仍读得全神贯注，津津有味，觉得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这三本书的作者都认为：人种的价值不是平等的，因此人种杂交会降低高等人种的遗传素质；北欧的条顿人是所有亚利安人种中体魄最优秀的人，基督教鼓吹的关于人类平等的理论是卑鄙无耻、阴险毒辣的幻想。
这种种非人道的种族理论被希姆莱所接受。
希姆莱捍卫民族社会主义种族学并非出于某种狂热，而是受环境的影响。他在大学读书时已经接触反犹主义。最初了解反犹主义是从希特勒的专著《我的奋斗》中读到的。《我的奋斗》对反犹主义有一段专述：
今天在我们面前展示的人类文化、艺术以及科技成果，无一不是亚利安人创造的。
血统混杂和由此产生的种族水平的降低，是古老文化衰亡的唯一原因。
看看吧，犹太人通过杂交每天在毒化我们民族的血液。
想想吧，只有几世纪以后才能从我们民族的机体中排除这种血液里的毒素，或者永远无法排除这种毒素；
再想一想吧，种族解体降低甚至消灭了我们德意志民族中最后的亚利安人的价值，使我们的力量作为承袭文化的民族明显地衰退……
希姆莱相信种族沦的观点，并且全部接受下来，在以后的党卫队中发挥了非常残酷的作用。
希姆莱虽然身兼三种职务——纳粹党区副领袖、宣传工作副领导和党卫队全国副领袖——但并不显得十分繁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些其他工作。
希姆莱喜欢集邮，喜欢采集农作物和植物标本，还喜欢游山观景。
1926年的某一天，希姆莱去贝希特斯加登滑雪，从山上下来时突然下起雨来，他不得不闯入一家旅馆的客厅避雨。他在一位女士面前摘下湿漉漉的猎人帽猛地抖动几下，雨点溅到那女士的衣服上，那女士“啊”-声惊叫起来。
这惊叫声引起希姆莱的注意，他抬头了看，见眼前站着一位他梦幻中的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日耳曼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