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并把钱预支给了牧民家。这些人通本地藏语，又能吃苦，作虫草买卖他们赚了大钱。当地政府无法控制他们。
每一回虫草季每家牧民至少能挖十几斤，多到几十斤。经济收入很可观。只有虔诚的宗教信徒不去发这财，只因虫草是神山的肠子。在那曲听次仁玉珠讲，一位百姓在比如的一座山上挖到一根两尺长的虫草，害怕得不行，又赶紧埋回去了。她说有机会去比如，一定要验证这个传说，要找到这根虫草。这也说不准，东部山林中有人发现过比洗衣盆还要大的猴头菇呢。
从比如返回那曲的路上，万里长天浓云密布，直压到积雪的峰顶。已进入严冬，前几天下的雪也在路面结成坚硬的冰壳。丰田越野车小心翼翼地行驶，缓缓爬上一个高坡。正前方，出现了几个磕长头的人。他们去拉萨朝圣。大约是昌都一带人。几千里路就是用身体一点点地丈量过去：合掌举过头顶，降至鼻尖、胸口，身体迅速前扑，双臂前伸着地，划一记号，起身，跨两步到记号处，再重复以上动作。这些人里中老年男人居多，皮袄外一般再套一件帆布长围裙，手戴皮套或木板。不论烈日当空还是风雪弥漫，他们都这样一丝不苟、孜孜不倦。我们来比如的路上就发现了这群朝圣者，当我们离开比如时又发现了他们。此后我返回了拉萨，接着又飞往北京。在北京舒适的宾馆大厦里我突然想到了这群人，他们肯定还在藏北冬季的风雪中，蠕动在通往圣地拉萨的山道上。
近几年来，来拉萨朝圣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尤其东部人，几个小伙伴一商量，扔下正在放牧着的牛羊就走了。当然这带有旅游性质。朋友嘉措曾问起几位昌都姑娘，干吗一路乞讨去朝圣，她们回答说，在她们家乡，没去拉萨朝圣的姑娘被人瞧不起，嫁都嫁不出去。
末一次去西部草原之前的两个月，我去了嘉黎一趟。这是唯一的一次只具有消遣观光性质的旅游，甚至连工作笔记都没带。
山顶雨雾迷蒙，山坡阔叶林带红黄驳杂，山脚是轰然东去的翠绿的江水。细雨霏霏的嘉黎的秋季，湿漉漉的，清爽爽的。鸟声脆响在山水林木间。在鸟鸣和涛声里，我沿着湮湿的岩石小道去野贡藏布江边拎水。
此番嘉黎之行有大队人马，老同学雨初也旧地重游。十多年前初进藏，他便同我的两位山东老乡袁杰、大老李一道分配在嘉黎。所以嘉黎对于我也格外亲切。我听见它在絮絮讲述当年那群毛头小子的罗曼史和恶作剧，那些令年轻的心为之喜悦、悲伤和愤懑的往事。当年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今天听来也都感觉那样珍贵和美好。
嘉黎县城为群山所包围，那些山高峻而美丽。尤其县城背后的山，无论形状色彩都可入诗入画。只可惜有地质队勘察过，断定迟早将发生泥石流滑坡。县城决定搬迁。新城址有两个方案，这群搞勘测的、搞水电的、管财物的以及已卸任的老地委书记、新上任的行署副专员，就是来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由于县里再三坚持将县城搬回老嘉黎——原嘉黎宗政府所在地，今设一区公所——所以一行十七人又冒着秋季的雨雪浩浩荡荡开赴老嘉黎。
走过大片令人恼火的沼泽草滩，走过一段危石累累的山道，久久地穿行在狭长的桑穹山沟草原上。桑穹山沟的尽头有大片民房，那便是老嘉黎了。
这是个久为人知的地方。不仅由于它是西藏历史上一些重大战役的古战场，也更由于它是明清以来通往拉萨的必经之路，常有商旅、官差过往。清政府在平息准噶尔蒙古之乱后，曾派绿营官兵常驻嘉黎。听说清末民初有五十名汉族兵丁，因改朝换代断了归路，便在此地娶妻生子，与这方土地同化了。至今人们还能说出谁谁的先辈是汉人，但这些汉人的后代早已对汉民族祖先感觉茫然，而且汉族血统也代复一代地淡薄了。
西藏的喇嘛寺大都建在山顶，为了显示佛伦之尊，以悲悯下世。拉里寺就雄踞高高尖尖的拉坚山顶。五百年香火新近断了二十年，近几年才又死灰复燃。拉里寺隶属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管辖，按编制应有一百五十位僧人。不仅邻近几县，连青海、昌都的信徒们都磕着等身长头前来膜拜它。拉里寺正在修复中。作为经堂之柱的巨大木料是依靠人力从陡峭的山道运上去的。人们无偿地贡献着劳力和财力，虽苦犹乐，这是源于信仰的力量。
听说拉里山脚下曾经有过一座加拉公寺。加拉公——直译为汉神庙，正是汉族地区的关帝庙，供奉着汉族武将关云长。想来一定是汉族将士们在此修建的。一位红衣喇嘛介绍说，在朝圣的香客心目中，加拉公与拉里寺同样神圣，对关云长和释迦牟尼同样敬畏。他们具有同样的法力，没必要厚此薄彼。于是便供奉同样的布施，跪拜同样的大礼。当年管理加拉公寺庙的是一位汉族孤老太太，取了藏名叫扎西卓玛。至于她怎样到了这里，她的身世和经历，今天没有谁能讲得清楚。只听说她仅有的儿子流浪到林芝再也没回来，还听说她能腌一手好泡菜，大约四川人氏了。五十年代解放军工作组在此开辟工作的时候，她来认乡亲讨饭吃，捧来过一坛酸菜。
如今这个关帝庙连一块石头也没留下，毁于“文革